（二）体例明而法内容核而赡
    同治《湖州府志》（96卷首1卷）与光绪《归安县志》（52卷首1卷）均分纲列目，体例极为接近。卷首为府（县）境图，舆地、经政、艺文、金石、前事五略和人物传的设置全然相同；名宦、职官、选举3 部分，表录形式不同而已；封荫与恩赐、杂缀与杂识，只是名称上的差别，子目也大同小异。县志较之府志所缺的几个部分，如天文、帝王、后妃、列爵诸表与府志缘起及辨证，原无须设立；方技传、释道，则已设“方外”于子目中。这种雷同，是因为府志凡例本就由陆心源创定，两志纂修前后不过10年左右，他的修志思想一贯相延，体例自然变动不大。下文论述，多以《湖州府志》为例。
    陆心源所在的《湖州府志》撰修群体，咸服章学诚的方志论，认为“志为史家之流，郡之有志，即古者一国之史”（注：同治《湖州府志·宗源瀚序》。）。《湖州府志》效仿《广西通志》，稍作变通增损，并更定旧志次序、体例与门类。采用图、表、略、录、传等5种体例， 卷首置图，卷末设府志缘起、杂缀与辨证，体例详尽明析，且与史法相符。纲目的设置上，既有承袭旧志的，又有对旧志稍作变通的，还有不循旧志，全仿佳志佳体而新设的，没有固定的模式，说明陆心源等人对门类的立与废，不是局限于效仿某一部志书，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实际需要来决定的。这种不拘一格，为实至上的精神，正是作史修志的根本要求。
    此外，与旧志相比，《湖州府志》在正讹、删伪、增容、存佚等方面，做了许多改进。因为一些修志者，囿于资料的缺乏，人力的不足，知识的局限，对旧志旧文多所沿袭，只稍作增益删改，以至于以讹传讹，千篇一律，这几乎成了修志的通病。《湖州府志》则不然，对“事必可征，文须取信”这一修撰原则的坚持，使它显得不同凡响。
    首先表现为对材料的取舍运用讲究分寸感。比如在人物传中，若称一人在经济上有所贡献，就记其“所兴何利，所除何弊”；若表彰某人谠直伐恶，就记下他“所言何事，所劾何人”；其他如文学之士，就写明他精于哪门学问，写了什么书，这样才可以传信于人。至于那些浮泛之言，夸饰之语，一概删汰不用。又如对旧志缺略的金石碑版一门，先通过广搜博辑，找到珍贵碑文和版籍，再将按年代析出，元以前的无论存佚，均据最可靠的材料全文誊录，明以后的大多只存其目，只取其中“有关掌故者录全文以备考”。这就要求修志者不仅要尽可能多地掌握材料，更要根据客观实际，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握好分寸，并适当控制篇幅。
    其次表现为对材料的征引讲究可信度。早在咸淳《临安志》中，潜说友就开始注明所引诸书的出处。陆心源等人也深以为无征不信，就自正史、别史、稗官小说、汉魏六朝唐宋元明及当代文集繁征博引，于各条内容下注明出处。在这一过程中，还贯穿着考订补阙的工作。如卷九十二《吴兴旧编》对淳熙《吴兴志旧编》作者姓名的考证：“世楠旧作世南，今据《舆地纪胜》改正。赵蕃《淳熙稿》有《送周仲材罢官还婺》诗，注云：‘仲材名柟，湖州人，尚尉玉山。’柟、楠古今字。”
    对时代较近的事迹，“或据公牍，或采乡评”。如果确认考核得实，“则以新纂别之”（注：同治《湖州府志·凡例》。）；如果一时确定不了，需要折衷群说的，则特别标注案语以期传信。这样做，对保证志书的存史价值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另外，《湖州府志》所引诸书和《宋史翼》一样，得益于皕宋楼藏书不少，涉及经、史、子、集各类。它优于《宋史翼》的地方是已于凡例中详细说明注释的方法，如说明志书或其他书籍的原称与简称，以免让人产生误会，阅读起来也十分便利。
    若要说内容详尽细致，《归安县志》也是当仁不让的。仅以《前事略·祥异》为例，其中记载了自宋太平兴国六年（981 ）至清光绪四年（1878）间，归安县境内的各种大小灾异共410余条。 明确指出是蝗灾的有31条32次，明确指出是大水灾的有116次，旱灾则为89次。除虫、 水、旱灾之外，还记录了不少有关雹灾、雪害、地震等的史料，对灾害发生的时间、灾前异常情况、过程、造成的损失、引起粮价的波动等等，多有涉及。陈桥驿先生在《浙江灾异简志》的序言中指出，“……历代记载下来的大量有关自然灾害的资料，对我们今天在历史气象和气候方面的研究，其价值真是无法估量”。而浙江，正如魏桥先生所说，是个灾害大省，因此这些资料就更为可贵，专家们可以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寻找出天气变化和灾害发生的规律，作出预报，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
    （三）订误且补遗存史又资治
    基于严谨的创作态度，求实的工作作风之上的同治《湖州府志》，保存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史料。就以它保存的湖州地方志资料为例，该志著录的《武康土地记》、弘治《长兴县志》、嘉靖《乌程县志》、唐《吴兴实录》、元《吴兴类编》、《湖佚》等志书今均已亡佚。我们要了解这些志书及其作者，就可以借助同治《湖州府志》所辑佚的传本或著录的内容。如从中可知嘉靖《乌程县志》为“嘉靖十三年，知县钱学修，湛若水序。志中图四篇，表、序各三篇，考、传各七篇”（注：同治《湖州府志》卷59。）。
    正如陆心源所感慨的那样，此志“建置则正谈志之讹，疆域则削王志之谬。乡镇都国，前明旧制也，旧志承袭则改之；水利蚕桑，湖郡要务也，旧志简略则广之；名宦人物，旁稽古籍，凡增补五百余人，续纂三百余人，删其附会无征者十余人；列女传仿刘向之例，贞节之外兼收贤媛闺秀，凡增一千余人；金石、艺文二略搜存考佚，穷源溯流，增于旧志数倍……”（注：同治《湖州府志·陆心源序》，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54号》，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上海书店1993年6 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24、25》（下同）。），洋洋洒洒，精益求精，汇成了一部96卷、240余万字的巨著。
    兵部侍郎杨昌濬在为该志作的序言中赞誉它“义类详而法，援断典而核，宏赡也而不失之芜，尔雅也而不失之史，事增于旧，文不倍之。”
    同样，《归安县志》“严境外域中之辨，不厌详求；本阙疑传信之心，弗参臆断”（注：光绪《归安县志·吕懋荣序》，见上海书店1993年6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27》（下同）。）， 亦是一部义类分明，采访博洽，有典有则的佳志。当时的归安县事吕懋荣读后，称此志可助他究利弊，镜得失，更好地治理民生。可见，《归安县志》在成书之日就已开始发挥它的资治作用了。
    除以上主要学术成就外，陆心源还辑存刊刻了《湖州丛书》和《十万卷楼丛书》，使藏书得以流布，在近代出版界亦有一定的影响。丛书所录均系乡贤所著乡邦文献，起到了地方史料“资料库”的作用，至今为人所重。
    由上观之，陆心源为官时“出其经济为国家拯灾救患，措斯世于隆平。即不然，亦以培植乡里之后进，刊播古人之著述，有益于前贤，有造于末学。”（注：缪荃孙：《陆公神道碑铭》，见闵尔昌：《清朝碑传全集》第四册《碑传补集》卷18，台北大化书局1984年出版。）缪荃孙对他的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