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时期直至清廷发布宣战上谕之前，直隶各级地方官对待义和团的政策和态度各不相同，并呈现为一定的无政府状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从社会矛盾和社会环境来看。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走向激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社会各阶级以不同方式进行了救亡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了武装暴力的反抗斗争。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农民阶级则以自发的方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以反洋教为主要内容的义和团运动。一方面，义和团运动强烈的排外情绪兼具造反精神，打乱了原先的社会秩序，被统治阶级视为非法而列入镇压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义和团又旗帜鲜明地喊出了“扶清灭洋”、“助清灭洋”等口号，并渲染其“神术”，矛头对准外国侵略者，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保朝护官倾向。这又使清政府感到“忠义可佳”，镇压理由很不充分。面对相互交错的两种倾向。清廷及地方官陷入了剿抚两难的抉择。正如劳乃宣在《拳案杂存》中所说，“若曲徇教士之请，横加之罪，则彼实无辜，既不足以服众人之心。若秉公裁断，不徇其意，而彼党实有烧杀之言，又不足以释教民之惧，而折服其口，势处两难。”（注：《义和团》（四）第454页。）如何对待义和团， 如何尽快平息教案，直隶地方官没有统一的规则可循，只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体验去办理，从而造成了他们具体做法上的各不相同。
    第二、直隶地处天子脚下，清廷统治集团的政策对直隶地方官有很大的影响。义和团运动在畿辅地区迅猛发展，他们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其“刀枪不入”等“神术”，以及讹言四起等情况，使清政府陷入了更加矛盾和困惑之中，是抚团抗洋，还是和洋剿团，清廷内部的主抚和主剿两大派争论不休。端王载漪、庄王载勋以及刚毅、徐桐、毓贤、李秉衡等人构成的抚团排外派，由于他们自身的顽固、愚昧，并且为了报列强阻止废立之仇，主张对义和团“抚而用之”。“阴实欲纵拳匪以与洋人为敌”，（注：《义和团》（四）第171页。） 以达到借义和团杀洋人的目的。而许景澄、袁昶、联元、徐用仪等京官，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构成的剿团和洋派，主张对义和团坚决镇压，以换取中外相安无事。西太后则在两派之间摇摆不定，行无定见，其发布的上谕中存在明显的前后不一致。1900年4月16日， 总理衙门电令直隶总督，对义和团“务须赶紧严密查办，免滋事端。”（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79页。）第二天发布上谕，语气大变，提出“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谊”；进而命令地方官“随时剀切晓谕，务使各循本业，永久相安”。（注：《义和团档案史料 》（上），第80页。）4月21日又发布上谕，认为“民教皆朝廷赤子”，在形式上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甚至于1900年5月1日，发布了拟将义和团改为团练的上谕。但到5月9日，清廷就又转而命令步军统领衙门对义和团要“严密稽查，设法除禁，毋任聚众滋事，致启衅端”。（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87页。）清廷决策的瞬息万变，已使地方官无所适从，再加上清政府“饬地方官吏准情酌理，因应得宜，非朝廷所能遥制”（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82页。）的谕令，给了地方官很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因而地方官对义和团态度及决策的五花八门也就不足为怪了。
    就直隶一省而言，作为封疆大吏的直隶总督及其藩臬两司的态度，又影响着基层地方官的一举一动。裕禄的剿抚两难，两司的公开对立，使其僚属不知所措；“司道如黄方伯不敢发一言，惟杨年伯尚敢进言，而不敢力争，幕中娄冯街道等亦无一词。”（注：《义和团史料》（下）第650页。）这加剧了知府、知州、知县决策的难度。从而， 有的地方官仰上宪鼻息而行止，有的甚至不惜改变自己原有的态度，去迎合上司的意图。直隶景州候补知州吴立达，“仰承廷雍意旨，遂转而助匪”。（注：《义和团》（一）第262-263页。）任邱知县王蕙兰，先前同传教士杜汝梅司铎“常通往来，感情不恶，自从往保定去了一趟，见了臬台，回来以后合（和）先前大不一样了”，对传教士不再保护了（注：献县教区《义勇列传》（一），1935年版，第413页。）， 随后便发生了任邱境内教堂被义和团捣毁事件。可见，省级官员的意见不统一，是造成下属官员各行其是的重要原因。
    第三、从直隶地方官认识程度及感情倾向来看。直隶总督、藩臬两司及府、州、县官虽然同属于直隶地方统治集团，但由于各自的社会角色和经历的不同，他们的对义和团的认识程度和感情趋向也各不相同。廷雍、陈鸿宝、夏声乔、刘藩等人，对义和团所采取的纵容及庇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与主抚派的主张相似，但他们与载漪等人的愚昧落后及泄愤心理有着很大差异。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往往有感于对列强侵略中国行为的强烈不满，由于对传教士干预中国内政的逆反心理所引发。长期以来，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地方官的挟持、欺凌，并坐公堂，使地方官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与日俱增。但清政府软弱的外交政策，紧紧捆住了他们反抗的手脚，使他们敢怒而不敢言。当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抚拳灭洋就成为地方官发泄心中愤懑、实现其摆脱洋人压迫愿望的有效途径。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侵吞，无论出于维护中国主权，还是出于保护大清江山，大部分直隶地方官都能尽最大努力，抵制列强的勒索，甚至不惜冒一定风险，在一定时期内，把义和团看作为“精忠报国”的义民，并依靠义和团来对抗侵略者。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官员的认识与态度。
    以廷杰、祝芾等为代表的主剿派直隶地方官，把义和团与反对清王朝统治的太平军、捻军等量齐观、把他们看作是祸国殃民的“乱匪”、“乱党”，把义和拳看作为“白莲教之余孽”的邪门左道。因此认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义和团会变为流寇，“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注：《义和团》（四）第165页。）言外之意，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必会危及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将会动摇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从而告诫人们：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实际上是引诱愚民而蛊惑朝廷，是“以符咒惑人，传教煽动，实不能避枪炮”。（注：《义和团》（三）第327页。）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更为了一府一县的安宁，他们对义和团采取了敌视及抵制态度，主张对义和团进行镇压。这又是另一部分官员的认识与态度。
    面对义和团运动，一些地方官之所以采取明哲保身态度，知难而退，则出于避就心理。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义和团的认知程度及感情倾向难于把握。特别是他们对义和团与对列强各国的认知平衡被打破后，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心理上的紧张和无奈，逃避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涞水知县祝芾在“日坐愁城，奈何从唤”的情况下，要求好友李鞠生在廷杰面前“设法速为量移，或即径行撤省，俾免于患。”（注：《义和团》（四）第384-385页。）胡千里受命管理天津府，曾向裕禄要求授以兵权剿杀义和团，遭到拒绝后，也“力辞缴檄，奉母南归。”（注：《义和团》（一）第473页。）武邑县令则以病为由， 再三恳请上宪派员来县接署。总之，在庚子多事之秋，一些地方官以往对仕途的渴望已被避就心理所代替。如北京一新任官吏亲属，听说其四叔补缺后反颇为伤感，说：“逢此乱世，入署如入虎穴，虽则可喜，然颇可忧”（注：《义和团史料》（下），第564页。）， 就充分证实了当时一些官员的避就心理。
    总之，在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过程中，由于受清廷政策摇摆不定的影响，直隶地方官大多表现为各行其是。但就总趋势而言，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清廷态度的更加暧昧以及中外关系的进一步吃紧，越来越多的直隶地方官或出自民族情感，或由于从众心理，转向了对义和团的同情、纵容和支持。一位传教士说：“当拳匪乱党恣意横行时，各地方官长，能烛其奸邪，排斥捕拿，不遗余力者，惟吴桥知县劳乃宣一人而已。其余皆推波助澜，纵容拳匪，仇教害民。”（注：《义勇列传》（二），第257页。）这话虽说得过于绝对， 但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时期直隶地方官对义和团态度的主流。正是这一情况的存在，直隶义和团运动才得以迅速走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