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平衡性
    如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一样，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不平衡也十分突出。
    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来看，大致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类型，即沿海型、中部型、内地型、边缘型。沿海型以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为典型，它是近代中国受外力冲击最早的地区，欧风美雨以此为前沿逐步传入内地。中部型以长江中游为代表，这类地区社会近代化较沿海为晚，但由于毗邻沿海，或由于交通地理条件的优越，也很快发展起来。内地以华北为代表，其特点是闭塞性强，与外界联系较少，社会近代化起步较晚，发展程度也非常有限。边缘型以西南为代表，各方面的社会近代化变迁较上述三种类型均有明显差距。就总体而言，社会近代化的程度和速度存在着一个由沿海到腹地递减的态势。
    东南沿海地区是首先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地区。第一次鸦片战争，即使东南沿海军民认识到了侵略者的可憎可鄙，又使他们饱受了侵略的肆虐。战争后以不平等条约形式规定的五口通商，又使东南沿海首先体验到腥风血雨和欧风美雨。此后，以沿海地区为起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递进地渗入到内地和边缘地区，中国传统社会的逐步解体，也呈现出沿海——内地——边缘的基本线路。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就了这样一种递进的特点。据施坚雅估计，1843年全国八大区域（施氏认为，东北至此仍未发展为完整的区域，故未列入）城市化水平分别为：长江下游7.4％；岭南7.0％；东南5.8％；西北4.9％；长江中游4.5％；华北4.2％；长江上游4.1％；云贵4.0％。至1893年，各区城市化水平虽均有提高，便基本格局尚未变动，八大区城市化水平分别是10.6％，8.7％，6.4％，5.4％，5.2％，4.8％，4.7％，4.5％。（注：施坚雅：《 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见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城市化被视为现代化过程中最高活力的形态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走过了一条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它不仅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而且反映了不同区域社会近代化的发展程度。（注： 参见行龙：《略论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问题》， 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以城市化发展水平推论其它， 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诸多方面存在着这种严重的不平衡性。
    以沿海、中部、内地、边缘四种类型分而析之，大而以北方较之南方，近代中国南北之间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近年来为学人乐道的南北差异，并不仅指南北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更能引起人的思考的是，近代中国新兴力量大多肇始于南方或以南方以主。应该说，这与社会近代化程度的不平衡发展是分不开的。清开民初，有人在对济南城市的社会生活各方面考察后，曾发出与南方相比相差三十年的感叹，（注：参见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第13—15页。）“三十年”并不是确数，但它反映了南北的巨大差距。
    3.缓慢性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虽然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历程，中国的近代开始启动，但这种近代化的发展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其发展水平则是“低度的”。造成这种缓慢性特征的原因，除了国际、国内的环境限制外，从宿舍近代化的角度讲，中国近代缺乏一个组织和推动近代化进程的强有力的政府，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乃是两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现代化理论认为，相对于“自下而上”的自发型现代化类型而言，被动型的现代化类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组织和实施现代化。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代表封建专制主义的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成为一个组织和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政府，相反却是一个腐败无能、软弱可欺的王权象征。清政府有时也在复杂环境的压力下被迫“革新”，但更多的是多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对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改革势力和运动进行镇压。辛亥以后的政府与清政府相比并无两样。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在比较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时指出：“在日本，当时主持明治政治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同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与同样身居明治政府的西乡隆盛、江腾新平等旧武士代表势力的传统主义相抗衡，推进着日本的产业化。相反，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即中华民国，却是军阀割据和激烈的内部混战，袁世凯和段祺瑞等人身居中央权力政府之要职却没有任何产业和现代化的意识，这是中国的致命点”。（注：（日）永井阳之助：《二十世纪的遗产》，文艺春秋社1985年版。）在一个软弱无力的政权统治下，政府效能的低下是不言而喻的，近代化的缓慢也是必然的。
    4.复合性
    中国的近代化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展开的，同时又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下进行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近代化过程中，近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大规模的现代化工来与分散落后的家庭手工业并存；社会化的、开放式的生活方式与封闭停滞的传统生活方式并存；新式的利益集团与相式的宗法组织并存；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文化交存，如此等等，形成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性质的因素存于同一时代和同一事物的复合性。
    复合性的社会近代特征传统与近代化的关系表现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原先的工业化因素不能身完成向近代社会的过渡，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文明则是以其掠夺和征服的侵略面目渗入中国的，这种野蛮的征服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正如马克思所言：“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产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页。）以侵略面目出现的西方文明，自始至终受到中国人发的抵抗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由此出现了传统与近代互相影响、彼此对立的一面。另一方面。近代社会又毕竟是在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传统和近代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断的联系，某些传统因素与外来的近代因素本身就有潜在的相适应性，由是出现了传统与近代互相融合，彼此相容的另一面。近代教育的诞生，就是一个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