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阶段
    历史这个客观现象是纵向和横向相结合发展变迁的过程。历史研究应当力图反映这种纵横向结合的发展过程。离开纵向的探讨，难以探究历史发展的历程和轨迹，不成其为历史；忽略横向的考察，易使多方面的历史发展失去到赖互动关系发展过程结合起来予以考察，如此才能反映社会的全貌。我们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阶段分期，与中国近代通史的阶段分期有联系又有区别，近代的上下限相同，中国社会变迁的阶段性表现在近代趋向的进展程度上。当然社会变迁的近代化又是中国近代化的一部分，必须将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总体过程中进行考察，才能科学地划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不同发展阶段。
    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到近代的过渡演化的复杂过程，以近代社会变迁的趋向“社会近代化”来看，也就是以社会的紧密化、社会化的程度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初始阶段——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1840——1894年）
    鸦片战争前，尽管国内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工业中出现了相当规模的资本主义物质的手工工场，商业性的农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但这些都未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质的突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不仅把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而且促使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步步走向分解。鸦片战争的炮火，清王朝的失败还是直接触发了地主阶级改革派追求中国近代化的欲望。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至甲午战争前后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是“近代化一小步”（陈旭麓语），这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它虽然以维护清朝统治出发，带有较强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以及新式企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毕竟开始在中国发生。对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史来讲，这一阶段也是社会近代化的初始阶段。
    之所以谓之“初始”，正在于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开始向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演化。鸦片战争后，中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首先在东南沿海一带渗入，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式企业开始在大城市出现，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了逐步解体的过程。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对社会本身的变迁产生了相应的影响：通商口岸、租界的开辟，使传统城市社区发生变化，农村社区也开始受到欧风美雨的侵洗；人口城市化的趋向开始出现，预示着近代社会阶级变动的开始；人们的衣、食、住、行、用已开始越出家庭的范围，从生产到消费都开始发生更多的联系；精神生活也增加了新的因素，训诂考据逐渐让位于经世思潮；教会学校、洋务学堂、留学出洋竺新事物开始出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海军衙门、新式军队等都是新兴权力机构和形式的表现；具有时代性的鸦片问题日益突出，如此等等都是社会变迁开始的表现。
    起始阶段社会本身的变迁又是非常缓慢的，甚或是不易觉察的。整体而言，此阶段的变迁传统色彩非常浓厚，封建性的特性渗透于社会本身的诸多方面；人口数量仍在惯性作用下缓慢增长（太平天国革命期间除外），人口各类结构并无多大改变；婚姻、家庭、宗族中的家长制、宗法制仍占主导地位；城市社区只有一些表面的变化，农村社区依然是自给自足为主导；新的阶级出现仍未达到临界点，社会流动难以察觉；整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变化多限于上层阶级；社会关系仍以血缘和地缘为主；教养功能主要限于上层家庭范围内；控制调节功能仍以传统形式为主；社会变革形式以农民战争为主导。
    2.扩展——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1895——1911年）
    将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作为第二阶段的起点不仅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于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且在于它那震惊朝野的全局影响。梁启超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注：梁启超：《戊戌政变史》，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33页。）《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助长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列强的资本输出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中国各阶层人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沤浪相逐，激荡空前。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维新变法的社会运动；民众以传统的方式和义和团的旗帜把中国人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推向高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以武装斗争和思想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将民主主义革命步步推进；甚至连清朝统治者本身也不得不搞起所谓的“新政”来。张謇说甲午后的十年“风云变幻，殆如百岁”，（注：张謇：《柳西草堂日记》，1904年10月25日。）正是对此阶段社会急骤变迁的写照。
    社会本身的变迁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迁紧密相关。自甲午至辛亥以来，一方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步步沉沦，一方面是中国近代化的缓慢向前推进。称此阶段为社会近代化的扩展阶段，意指社会构成、社会运动、社会功能三个方面的近代化因素已经扩展开来，具有一定面上的意义。
    在社会构成体系中，人口的流动性较为明显，尤其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人口职业流动，农业人口向工商业的流动较前增强，在清末“婚姻革命”、“家庭革命”的影响下，婚姻和家庭（包括宗族）领域中社会性的成份明显增多，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文明婚礼”、离婚再嫁等已在城市和上层社会中出现。城市社区对农村社会影响日渐扩大，城乡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大量洋货由城市、集镇渗入农村，农村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则通过城镇进入流通领域，甚或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农业产商品化程度日益加深。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已经出现，新式军人、学生、教员、警察、律师、编辑、记者等新的职业也已出现并逐渐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