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行系统中的近代化趋势也在扩展。洋货全面渗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日益改变着传统的衣、食、住、用生活方式。新式交通工具的大量作用，更进一步扩大了人们之间的互相交往，并使社会的生产和流通加快，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由平等、优胜劣汰、社会进化等观念通过新式知识分子和传播媒介渗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人生观、价值观、义利观、伦理观等已经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文娱活动也随之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关系由封闭走向开放，社会化、公众化的更加明显。在此阶段，具有近代意义的地缘和业缘社团明显增多，社会作用日益扩大。行会、公所等具有了近代的内涵，商会、农会、不缠足会、风俗改良会等更是一种全新的业缘组织。
    社会功能系统的近代化趋向也有扩展之势。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极大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系统，使教育的功能更加社会化。社会控制功能中权力控制职能的扩大更为明显。随着保甲制的瓦解和地方自治的渐次实施，地方各项事业开始由新兴的地方机构承担。在清末推行地方自治过程中，县级机构系统已有教育、警察、实业、财政、自卫武装机构的分工。随着发主革命思潮的涌动，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等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信条受到冲击，而大众化、社会化传播媒介的相对普及，则使公众舆论的社会职能得到提高。对自然灾害的控制和各类救灾措施，尤其是对城市灾害的控制也向政府到民间的形式发展。社会变革功能的内容由改良到革命，其形式由社团到政党，变迁的步履也是显而易见的。
    3.深化阶段——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1912——1919）
    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近20年时间，是中国社会社会近代化的深化阶段。
    辛亥革命的成果是多方面的，而实业的推进和社会改革对社会本身近代化的影响更为直接。“破坏告成，建设伊始”是辛亥革命过程中两个紧密相联的环节。民初各级政府颁布的振兴实业的法令条例，革命派、立宪派头面人物的身体力行，实业界人士进入国会和政府部门，各种实业团体的大量创办，各类实业报刊的宣传鼓动，确曾使民初出现了振兴实业的热潮。社会改革的步伐并不比推进实业缓慢，城市社会中的改革自不必说，即使变迁缓慢的农村，社会改革的成果也是显见的。之所以称此为“深化”，正在于社会近代化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前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社会构成体系中社会化，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快，近代化的因素更多地渗入到社会构成的各要素之中。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城市化的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婚姻家庭领域的“文明婚礼”、自由平等等现象已由城镇到乡村，农村社区和社区的联系交流更加扩大，农村商品化程度提高，各类技术作物的专门区域开始形成，地区间的贸易活动更加频繁，经营式农场得以发展，集市在联结农村和城市之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资产阶段和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作用日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分化日益明显，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开明士绅”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运行体系中的近代化因素更是直观而显见的。衣、食、住、用愈发丰富多彩，新形式取代旧形式，甚至由城市渗入农村。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现代生活方式渐次推进开来。
    社会功能中教育功能更加社会化与近代化，社会控制的系统化和科层程度加深。新的地方机构如警察所、公款局，劝学所、县议会、农会、商会、教育会，戒烟会等相继出现，县以下统治机构也日臻完备，已有现代行政机构的雏形。
    以上我们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三个阶段进行了粗略的描述，虽然限于篇幅不能大量引用史料细密论证，但起始、扩展、深化的阶段性还是十分明显的。我们以为，这三个阶段不仅具有前后相继、步步深入的层次性，而且各自具有自身特征，大体而方，社会近代化的演进从内容上经过了由局部到全部的过渡，从变迁幅度上则经过了一个步步深入的过程，这种社会本身由传统向近代化演化的过程不仅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部分，而且受到中国近代化发展进程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