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处理上海吴淞铁路事件中对铁路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条铁路的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这时候，他已经从反对由外国人兴建铁路的思想认识：认为铁路耗资巨大，国家和私人资本暂无力兴办，要“待平数十年”再兴建；发展升华为：由中国人管理，铁路经营管理的主权归中国。铁路的兴建，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国家经济命脉。由外国人兴建铁路，与中国社会体制不统一，因此不允许外国人染指中国铁路的兴建。
    这时候，李鸿章与清政府中一部分视铁路如“洪水猛兽”、以后逐渐形成为顽固派的文武大臣，在酝酿兴建铁路与抵制洋人在中国兴建铁路的问题上，分歧日益趋于增大和公开化。各自的立场观点已经初露端倪。
    1877年，李鸿章在回郭嵩焘函中称：“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自同治十三年（1874）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是年冬底赴京，叩竭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39 卷，第22，23，20—27，29页。）
    通过这个时期，李鸿章与丁宝桢、郭嵩焘的通信函稿，已经很明显地表露出他在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做为晚清政府中一名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幕僚，从学习和吸纳西方诸工业化国家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角度看，首先他能够不断地学习和接受，同时说明他对在我国酝酿兴建铁路，铁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国防军事诸方面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落后就要挨打，必须早图变革等，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又一个升华，并开始发生质的认识上的飞跃，标志着对铁路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候，他事实上已经成为清政府中极力主张兴建铁路的领衔或曰代表人物，同时为他在此后不久成为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积极倡办洋务民用工业，奠定了物质思想基础。但是，不可否认李鸿章主导思想仍然没有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思想跳出来。他仍然是以维护支撑已经破碎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支撑将要倾塌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为己任。所以，这个时期李鸿章的思想中，交织着代表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东西，共同存在同一体内，呈现为一个在自身中相互作用的矛盾体。
    在中国是否兴建铁路，李鸿章与大多数清政府中的官员们持有不同的认识。综合归纳李鸿章自1863年拒绝上海27家洋行提出在中国兴建铁路，赎回吴淞铁路自办，到1876年前后主张由中国人自己兴建铁路的思想演变发展过程，有如下特点：
    第一，李鸿章在开始阶段，由于其自身对铁路一无所知，更不知是何物，加上盲目的排外心理，因此采取了极其错误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坚拒西方资本主义诸列强在中国兴建铁路的要求。我不能建铁路，你更不能建铁路。如果你找第三者游说调解充当中介人，我还要对他们追究。这种极其封闭的思想，等于完全拒绝在中国大地上以任何形式接受兴建铁路，将现代的物质文明拒之国门以外。
    第二，李鸿章虽然尚不能从本质上认清西方列强极欲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兴建铁路所包藏的祸心——根本目的是进一步扩大掠夺中国的丰富的资源宝藏，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加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进程。
    但是李鸿章的思想发展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味地顽固地反对在中国兴建铁路。他坚决反对的是洋人独自在中国兴建铁路。他认为“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39卷，第22，23，20—27，29页。 ）这至少说明他既担心忧虑由于铁路的兴建，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流入列强的腰包，希冀全部收入归入清政府；又表明他与清政府中一味顽固坚持反对兴建铁路的官员们，在开始酝酿阶段，出发点就有所不同，已经潜伏着发生分歧和争论的思想基础。
    第三、李鸿章已经认识到铁路与国家富强之间的经济关系，认识到铁路在国家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十分清楚地知道他的大部分同僚，对铁路的极其错误的认识和极其错误的主张。但是他仍然力陈“铁路必应仿设”，“极陈铁路利益”。主张“早图变计”，“逐渐仿行”。否则“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39卷，第22，23，20—27，29页。）中国将继续遭受西方列强的掠夺、蹂躏和践踏。他的上述关于兴建铁路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讲无疑问地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但是他不可能从本质和根本性上认识兴建铁路，如果不彻底改变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者的传统观念，革旧除尘布新，不彻底改变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铁路在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大发展。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李鸿章是中国最早主张兴建铁路的人，是当时我国清政府中最早对兴建铁路提出自己思想认识的人之一，是最早主张兴建铁路的发韧者之一。
    第四、李鸿章拒绝洋人在中国兴建铁路，同时酝酿并且主张由中国人自己兴建铁路的实践中，十分注意学习观察西方的铁路现代物质文明建设和发展。通过这个时期他的言论，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已经对兴建铁路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之中。他认为铁路工程巨大浩繁，投资耗费巨大，但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同样对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的统治、政治军事利害关系极大，因此铁路工程非一般商人的资金财力所能为之。然而腐败的清政府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贿，上下左右相欺，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寅吃卯粮，馕中羞涩，无心也无力筹措足够的资金，将兴建铁路提上清政府的议事日程。李鸿章面临这种来自其忠心效力的封建政府的财政窘迫和群臣们的舆论压力，以及清政府“一时断难成议”，“两宫不能定此大计”的局面，无奈提出“待承平数十年以后”再计议兴办铁路。
    这种反对一切形式兴建铁路的极其错误的思想，笼罩着清政府的文武官员和政府决策行为，致使我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铁路，又一次错过了迅速兴建和发展的机遇。恰恰是几乎在同一时间，我们的东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铁路在日本列岛得到了兴建和迅速的发展。尽管铁路知识传入中国和酝酿兴建铁路都早于日本，但实际兴建铁路却迟于日本若干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