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十年徘徊与十年飞跃：世界现代史研究轨迹及由此引起的思考
    与西方相比，我国世界现代史研究的起步并不太晚。从严格意义上讲，二次大战结束后西方才产生世界现代史这门学科。二战以前，除苏联外，西方研究现代史的人很少，更不用说世界现代史了。二战以后，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撰写现代史。英国著名史学家纳米尔的《1938-1939年外交序曲》（1948年版）、《衰落中的欧洲》（1950年版）、《纳粹时代》（1952年版）三部著作和卡尔的多卷本《苏维埃俄国史》的前三卷（1950-1953年版），可看做是二次大战后最初几本有影响的世界现代史著作。①以后现代史的著作才不断出版，以专题史、专门史、国别史、区域史居多，也有综合性包括现代史内容的世界通史或近现代史。如《新编剑桥近代史》，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②据西方不完全统计，研究1933年到1956年的历史著作的比例，从1955-1956年的1／10上升到70年代初的1／7。③可见，西方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工作是从1945年以后才逐步开展起来的。
    我国的世界现代史研究工作大体从50年代前期开始起步。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朝鲜战争处在紧张阶段。我国史学工作者多从政治着眼，撰写了一批揭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赞扬各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赞扬社会主义国家成就的文章和著作。这样一个开端有其历史必然性，对清除对帝国主义的崇拜与恐惧心理，对建立民族的尊严，克服半殖民地造成的文化和心理的影响都具有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对西方或东方的历史研究都难免出现主观片面和过于强烈的感情色彩。50年代中期，当新中国的新老世界史工作者开始进行正常研究工作时，由于政治上的一边倒，倒向苏联，世界史主要是学习、借鉴苏联史学界的研究成果，翻译了一批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著作。我国学者也陆续编写了一些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地区史、国别史教材。如黄绍湘的《美国简明史》（1953年）、何肇发的《亚洲各国现代史讲义》（1958年）、王辑五的《亚洲各国史纲要》（1957年）等。但是，从整体上反映世界历史全貌的世界现代史则是一片空白，而且当时不加分析地吸收或照搬苏联学术界的成就，一方面固然学习了苏联学者有关世界史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论中积极的因素，但也引进了教条主义的僵化模式和苏联中心论的影响。建立具有独立见解和中国特色的世界现代史体系还没有提上日程。60年代初北京几所高校历史系开始合编世界现代史教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编撰世界现代史的第一次尝试，也是跨出了建立独立的世界现代史体系的第一步。大纲和教材在试图打破西欧中心论，强调亚非拉作用和中国的地位上，作了大胆有益的探索。但是在当时开始反修的气氛下，加上把学术与政治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把个人著述的看法与官方观点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对教材的处理是慎之又慎，唯恐有一点不当。除在北京少数高校中试用外，很少为广大读者和专业工作者所了解。接踵而至的北京一些高校的“四清”，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本属学术范畴的问题及许多本属正确的学术观点，都不加分析地扣上“右”的帽子，使人们对世界现代史研究望而却步。及至“文化大革命”的10年，则更是把不少人的思想推向“极左”，广大史学工作者不再有可能在科学园地里潜心治学，世界现代史除了直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支离破碎地写过一些小册子之外，很难有所建树。“文革”后期，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翻译出版了数达几十种的国别史、地区史著作，对于了解和学习外国历史学成果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仍然无法改变中国的世界现代史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片荒野这样一种局面。
    总的说，解放后30年我国世界现代史研究始终徘徊于起步阶段。其结果是，当“文化大革命”的阶段终于过去之时，环顾四海，世界各大国早已把现代世界历史、特别是二次大战后历史当作重要内容而加以研究和进行教学时，我国高校却没有一本世界现代史教材。教师讲授世界现代史的下限，则一般止于1945年。这是一幅多么落后而又多么令人痛心的图景！
    真正给世界现代史研究带来生机的是“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0年。这是大踏步前进的10年，是根本改变面貌的1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世界现代史学者面向四化，面向世界与未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使世界现代史研究与教学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从1979年到80年代中，《世界现代史》从无到有，填补了空白。第二步，80年代中期以来，明显加强了对二战后历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我国公开出版的世界现代史教材和资料已达24部，还有为数众多的大事记、大事集、人物志、辞典以及数达近3000篇的学术论文。在重大历史问题与现代史学理论上也有了新的进展。一些史学工作者还力求与相关学科乃至自然科学工作者建立联系，加强学科横向交流，为我国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发展探寻蹊径。目前出版的现代、当代史，不仅加深了传统的政治史、国际关系史的内容，而且一般都增加了文化、科技、经济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内容。特别是从整体考察世界现代历史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具有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世界现代史正在逐步形成。我们绝不骄傲自大，但也不必妄自菲薄，这样的成绩理应充分肯定。
    10年的成果来之不易，也很有价值，它至少说明了这样两个问题，首先，党的正确路线是历史科学得以发展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和“双百”方针，我国的世界现代史研究就会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这10年来，世界现代史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诸如十月革命必然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苏共20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第三次科技革命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乃至对许多事件、人物的重新评价等等，都被提了出来，并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探索，都雄辩地说明了这点。其次，学术并非消极地反映政治。世界现代史领域里实事求是的探讨和严肃认真的研究，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有利于加强对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教育。这种效果是过去“左”的路线下以简单化、绝对化方法向人们说教所无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