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从整体上研究世界现代史的问题。
    世界现代史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就会产生不同的研究内容和重点。
    1980年以来，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14）特别是吴于廑教授1984年提出应把研究的注意力引向历史怎样“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5）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强调从整体研究近现代世界历史的重要性。齐世荣教授则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着重论述了世界现代史的整体化特点。他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讲，世界现代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对象是从20世纪初到今天世界走向整体化的过程（该文在注中说明，该文不专门讨论世界现代史的起点问题，20世纪初是就大体而言）。世界现代史不是各个现代国别史的汇编。人们有时把一切研究外国现代史的著作都列入世界现代史的范畴，这是不科学的。当然，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世界现代史必须吸收现代国别史、专门史的研究成果。因此，只有在这种特定的意义上，才可以把这类著作泛称作世界现代史。”（16）他还强调，由于整体的世界到20世纪才告形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史就是现代史”，反过来说“现代史就是世界史”。（17）这正好揭示了世界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特色。
    宏观整体研究对世界史特别是世界现代史而言具有特殊重要性。在整体化过程日益明显的20世纪，不用全球一体化眼光是难以看清问题实质的。这也为外国一些史学家所承认。例如荷兰著名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早在1936年就说，“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18）在我国，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着眼于历史的规律性运动。对世界现代史作宏观整体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强项。事实上，过去10年我们编写的教材及著作大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一特点。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多卷本，其中对如何从整体角度撰写世界史现代部分作了有益的尝试。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在从整体把握世界现代史这一点上，我们的认识论、方法论比之西方某些学者是略高一筹的。不少西方学者未能完全跳出形而上学的窠臼，他们认为编写世界通史（当然包括世界现代史在内）是不可能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主编克拉克写道，按照其编写宗旨，《剑桥近代史》的新版，不过“是许多符合事实而又前后一致的评价的汇编。”（19）这套书第12卷（相当于现代部分）主编莫瓦特同意这种看法，也说“今天几乎没有历史学家……认为我们还能写出世界通史或终结性的世界史”。（20）但是就这一问题齐世荣教授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说，“终结性的世界史，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代人，无论晚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穷竭真理。但是，世界通史，包括断代性的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都是完全能够写出来的，而且能够写的越来越接近客观真实。”他还说，“作者要想把充满矛盾运动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和概貌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图象，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止步不前，满足于把一批又一批的专题论文和国别史、国别史的汇集堆在读者面前吗？如果只是这样做，他们关于现代史的局部的、具体的知识虽然会增加很多，但将永远不会知道‘世界’现代史是个什么样子。人类发展到20世纪，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发达的科学技术可以极大地造福人类，但也达到了可以毁灭人类的地步。世界现代史学家有责任用清醒的、深刻的历史认识去启发人们，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智、更有远见。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有微观的历史研究，而无宏观的历史研究。‘细节’固然需要知道，但在一定意义上‘总画面’更需要让人们清楚。研究世界现代史的学者应当不怕困难，勇敢地承担起贯通、综合、概括的工作”。（21）
    当然，我们强调宏观整体研究绝不意味着否认或轻视中观乃至微观实证研究。如果这种研究并不脱离正确理论指导，不脱离宏观整体的认识，这只会丰富、加深对世界整体的认识。反之，如果没有对具体问题深入细微的研究，所谓宏观整体研究就可能成为概念化的主观构建的框架。因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22）10年来，我国世界现代史学者为了更好地把握整体认识，就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产生的根源、特点、影响以及若干人物评价，进行了艰苦细致的研究，同时翻译介绍了不少国外研究成果。例如，对苏俄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对30年代英法绥靖政策及二次大战起源的研究，对罗斯福“新政”及“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对甘地、凯末尔、苏加诺等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的评价等等，就是一些较突出的例证。
    不过从总体上讲，由于理论思维能力及外文阅读能力都还存在差距，无论宏观或微观研究两方面都存在明显弱点。要真正做到两者辩证的结合，关键在于进一步打好理论、语言文字的基本功，这自然不是一蹴而就的。
    （四）关于从中国与世界的联结上把握世界现代史的问题。
    人类发展到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日益密切，国际交往愈益频繁。任何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不能闭关自守孤立地存在。我们学习世界现代史的目地之一在于“洋为中用”，加速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但光了解世界还不够，还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不能说我们是中国人就真的了解了中国。如果不对中国历史与现状保持一种不断深化的了解，就只会生吞活剥地套用外国经验，甚至会机械地搬用外国制度来“改造”中国。前些年，有人言必称美国，似乎只要搬来美国的三权分立、两党制就等于开出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有人硬要全盘照搬美国的“私有制”，想把已经在神州大地基本上确立了公有制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拉向倒转。还有的人干脆希望鸦片战争更早地发生，同时诅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历史的早产儿。而当他们振振有词地为其谬论辩护时，又总是拿中国和外国加以比较。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国和中国历史特点了解不深，把握不住的史学工作者就会失去敏锐的嗅觉，而在这样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解除武装。从另方面讲，只有从与世界的联结上了解中国，才能知道我们究竟应当向外国学习什么以及怎样学习。因此，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不能不是世界现代史工作者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应当说，把中国作为世界现代史整体的有机部分加以研究，早在60年代初北京几所大学历史系草拟的世界现代史编写大纲中就已尖锐地提了出来。8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世界现代史教材一般也注意了把中国放在世界发展中加以叙述。这些年来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的讨论，有力地论证了中国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卓越贡献，驳斥了对中国人民贡献的贬低，把人们对中国在二战中作用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其在第三世界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都不能不使我们更加注意把中国与世界联结起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