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几个关键问题上的反思：继往而开来
    （一）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问题
    一般说来，重视历史研究中的理论思维和理论概括，充分发挥历史的理论功能，是现代史学包括现代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史学工作者公开宣称，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我国世界现代史的研究成就，首要的一条在于马克思主义对这一学科指导地位的确立。由于世界现代史学科是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当时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因而这门学科从建立之时起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的。
    就拿已经公开出版的世界现代史教材与著作来说，一般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上孜孜以求。不仅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为我们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和出发点”，强调“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而且强调学习“马克思那种严谨的科学态度，那种为了人类解放事业而勇于探索真理的事业心和责任心，那种在社会和家庭逆境下的坚韧的精神”，④等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尽管人们看到现代世界特别是战后40余年的巨大变迁，无论在时间上或空间上，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无法比拟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较快，各种资本主义代言人不断宣传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所谓“优势”，我国世界现代史工作者仍坚定地认为，“世界现代史的中心内容是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尽管“这个伟大过程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⑤强调正是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人类历史的伟大转折点，等等。在分析二战后历史时，不少学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运动为依据”，力图以当代世界史的内容“反映战后世界这个大的矛盾统一体急剧变化的进程和特点，反映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思想各方面发展的情况和趋势，以揭示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⑥
    上述论述显然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应当学习其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其基本的理论，而不是死守某些具体问题上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认为，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错了。列宁曾过分乐观地估计了共产主义的早日胜利。但这些都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就对于人类历史运动规律所作的基本分析而言，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一种社会生产结构将被另一种更高的社会结构所代替，这样一种观点是绝对不会过时的。同样，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⑦也为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包括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所证实。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来自马克思主义所向披靡的理论力量和论证的逻辑力量。不管情况是何等复杂，局势有时似乎是令人惊奇地捉摸不定，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绝不会动摇，绝不悲观失望。
    对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就连西方许多学者也是承认的。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写的名为《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著作中，称马克思主义是“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⑧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弗尔表示：“马克思的许多无疑表达得非常巧妙的思想早已成为共同的财富，进入了整整一代人的知识宝库。”⑨
    有人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生活在当代，他们的学说难以回答当代问题，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史及其规律的高度概括与总结，绝不因历史的偶然性因素而否定了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事实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运动仍然不断显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目前人们最感困惑的问题之一，乃是如何认识今天的资本主义，如何认识今天的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战后40多年来，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在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当代帝国主义经济中的确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调节作用和现代福利国家制度就是其中之一。但这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永世长存”。一般垄断、国家垄断，都没有改变追逐剩余价值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不能消灭一般竞争和垄断竞争，不能消灭阶级对立和斗争。《谁掌管美国》一书的作者、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指出，美国最终是由7000多个来自工业公司、银行业、投资公司、新闻界、法律界及政府部门的所谓“掌权优秀人物”所控制。这些最上层的职位控制了全国工业资产的一半，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全部资产的一半，银行总资产的一半和保险业总资产的2／3。他们领导着华尔街最大的投资公司，控制了电视网、有影响的通讯社和各大报系，控制了私人基金会资产的近40％、以及全部私立大学捐赠基金的一半。他们领导着设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全国最大的和最有名的法律事务所和全国最主要的民间组织和文化团体。他们占据了联邦政府中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中的关键职位，以及陆、海、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全部最高指挥职位”。⑩美国学者、肯尼迪总统任内的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中指出，“当前，没有一个美国人会异想天开地否认大企业公司在社会上有着令人生畏的巨大权力，在政府决策中起着重大的作用。”“美国有40多万个从事制造业的康采恩，其中规模最大的500个控制着全国3／4的工业资产”。（11）这些就是美国今天的现实。
    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在开展美国史研究时，都坚持了上述对美国社会基本性质的看法。前些年，对美国“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调节作用的评价曾是研究焦点最密集的问题之一。由于以往国内对罗斯福及其“新政”的评价很不客观，对“新政”几乎是根本否定。我国学者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对此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新政是“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地、大规模地推向美国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指出其在改善人民处境、缓和阶级矛盾、局部改变生产关系上的一定作用。但他们都没有忘记“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绝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持资本主义，它无法消除美国社会基本矛盾。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极大复杂性，加上西方资产阶级不断鼓吹以科学技术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否定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的必要性，以及把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吹得神乎其神，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并不都十分清醒。有的回避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倾向，只谈进步性倾向；有的抹煞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认定今后的发展是两种不同制度的融合或趋同等等。因此，如何在理论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大大加深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是当前世界现代史领域中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