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世纪始，沉沉千年的西欧封建社会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此后三百余年，西欧社会完成了由中古封建文明向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转变，并使整个世界历史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取决其内部结构诸种因素的发展、变动，特别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研究西欧由中古向近代的社会转变，必须以宏观的历史视觉，从不同角度对西欧当时社会状况进行综合的分析，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变革中去找寻真实的动因。
    一、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和新的发展格局以往对转变时期西欧经济的考察，多着眼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其实，资本主义的生成是有其历史原因和背景的，是受更深层次的变动所制约的。这种更为深刻的经济背景就是自给自足农本经济的松弛解体，市场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动摇了封建经济的整体结构，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了前进道路，准备了历史条件。
    无论东西方，封建社会都是以耕织结合、相对闭塞隔绝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但东西方的封建经济结构却是有所差别的。东方的自然经济中，农业比重较大，而西方畜牧业，尤其是牧羊业的比重较大一些。在生产力较低时，它们都表现为比较稳定的自然经济，而一旦生产力有所发展，便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在农业生产力和技术发展的推动下，西欧农村中的耕与织的分离比较明显。相对发达的畜牧业，为以毛纺业为主的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条件。西欧农本经济中耕的一面发展相对缓慢，而织的一面在毛纺原料充足的情况下发展较为迅速，致使织物的商品化增长幅度大于谷物商品化增长幅度。织物生产的商品化与久以存在的商业和新兴城市经济相汇合，便对农本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起着巨大的作用。英国、尼德兰的农本经济之所以较早、较深刻的解体，与其经济结构中纺织业比重上升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正是这种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与商业资本的结合，造成了牧场和耕地的围圈与集中，土地经营方式的改变，农民被剥夺土地成为无产者。
    新的商品经济结构的形成，除了在农村经济中的上述表现外，还表现为城市经济由封建农本经济的附庸和补充转化为它的对立物的过程。自14世纪后，西欧城市开始逐渐蜕去它本身原有的封建主义属性，日益成为新的文明的象征和中心。虽然此时西欧城市正处于其总体发展进程中两个高潮（即中古城市兴起与近代城市兴起）之间的低谷时代，在地理范围、数量、人口等方面并无多大的改观；但从质上看，城市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对外部的影响作用都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封建主义行会式的生产和经济组织不断崩坍，手工工场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在城市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城市经济功能变化的总趋势是工商业职能更加强化，经济专门化倾向加深、城市经济由封闭而开放，挣脱以往将经济生活局限在本城及周围地区的传统，冲破相互隔绝、彼此关门的封建经济格局，相互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同时，城市经济还以其种种优势向广大农村渗透，拓展自己生存的空间。城市商品货币关系深入乡村是城市对农村影响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高潮则是城市资本向农村的转移。这种转移与农村经济正在发生的变革相结合。又推动着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深化。在这种变革中，城市在社会经济的总体框架中重新定位，它摆脱了对乡村的依附。而乡村依附城市、乡村城市化的开始，正是西欧社会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各种城市之间的横向、纵向联系的加强，使西欧尤其是英法两国，形成了经济一体化的地理网络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具备一体化经济框架的国内市场与当时航路打通所造成的世界经济市场的形成相结合，便确定了西欧诸国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的优先、统治地位。
    此外，转变时期的西欧经济地理也出现了巨大的改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阻断了以地中海为枢纽的东西方传统商路。从此，意大利城市日趋衰零，商贸中心由地中海迁至西大西洋沿岸，这极大刺激着西欧各国航海业的发展。首先是西班牙、葡萄牙航海家的探险，发现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和美洲新大陆。接着便是包括英、荷在内的西欧各国的商业和殖民活动的扩张。这种扩张对其势力所及之处造成了历史不容重复的灾难。但这种迁移和扩张也造成了一个以大西洋为中心，以商品生产和殖民航海贸易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新格局。英、法、荷等国的地理位置的经济意义迅速增大。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等大西洋城市取代了以往地中海城市而成为新的经济、贸易中心。这种由地中海向大西洋的转变，使西欧经济变革获取了一个向更大广度施加自身影响的天地。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在这种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壮大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