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毛泽东对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之一的顾维钧的外交才能颇为欣赏。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后，在中国代表团赴美前夕，毛泽东特意托人向寄寓纽约的顾维钧老人带去问候和礼品，并邀他方便时访问北京。早在1946年，正是在顾维钧的主动建议和执意支持下，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当时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了联合国第一届大会。[1]尽管如此，在民国历史研究领域内，顾维钧仍是一位长期尘封的人物，近十几年来，伴随多卷本《顾维钧回忆录》的陆续出版，顾维钧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文章和专著开始出现。但到目前为止，顾维钧研究基本上仍是零散的、个案式的，对其一生各时期活动尚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只有顾维钧与巴黎和会这一课题较为活跃。
    在中外关系史和近现代中国外交史中，巴黎和会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学者们围绕以下观点逐渐趋同，即：就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而言，巴黎和会是一块界石，此前是中国不断丧失利权。此后，开始逐步收回了丧失的权益，对外交往由被动开始转为主动。[2]在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遭到失败，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中国方面掀起了历史上空前的拒约运动，拒约运动动员和吸收了除一小撮亲日派反动政客、资本家以外的社会各阶层，而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内部，顾维钧作为实际主持人和拒约的中坚，发挥了良好和突出的作用。他以明确的“联美抑日”策略，进行山东问题的交涉，客观上启动了民国时代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3]
    上述观点已浮出水面，但仍限于轮廓，不够细致，本文力图就巴黎和会期间，顾维钧的外交实践活动进行一次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并在以往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就上述观点进行希望是有益的补充，再就某些问题发表见解，敬请方家指正。
    明察国际局势早做和会准备
    1915年，顾维钧赴美就任驻美公使。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正浓，随着战局发展，特别是美国的参战，协约国与同盟国的胜败渐趋明朗。敏锐的顾预料战争将打破旧有的世界格局，战后将出现新的国际态势。大战后期，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俄政府宣布愿意放弃旧俄时代的对华不平等条约；英、法倡议建立一国际性组织维护世界和平；学者出身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则提出著名的“十四点原则”，呼吁废除秘密外交，各国在外交事务中“均须开诚布公”和“以国际之公意”为准则，他宣称要“公道地”处置殖民地问题，还提出要组织国际联合会，“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4]
    战争末期的种种迹象的确令善良的人们感到振奋，而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以其很大的煽动性，尤其使饱受侵略苦难的国家的人民欢欣鼓舞。同一些先进的爱国人士一样，顾维钧觉得，中国即将迎来一个改变与列强交往以来的屈辱地位的历史良机。幼年的顾在接受知识教育的过程中，就已朦胧地感觉出中外交往中，祖国屡屡受辱，“总的感觉是中国每次与列强打交道，都以失败告终。我们发现这是令人最厌恶、最灰心、最沮丧的，可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和该怎么办”。[5]现在，这位勇于进取的年轻外交官的大脑急速地活跃起来，开始思考各种纷乱的问题，努力理出清楚的头绪。
    顾维钧认为中国应当抓住时机，摆脱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争回某些失去的权利”，[6]特别是优先解决山东问题和二十一条。经过勤奋的思考，他的外交思想逐渐确立起来，即中国应加入世界大战中来，对德、奥等同盟国宣战，以便为战后国际格局的大动荡、大变化的到来，预先占据一个有利位置。战后，作为战胜国的一员，从解决中德不平等条约入手，推而广之，逐渐解决与其他国家的遗留问题，最终达到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和遗留问题中，最为迫切、应优先解决的是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不论历史还是现实，日本是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国家。[7]
    基于上述思想，他的外交策略也相应形成，就是要“赖美为助”，[8]和“联美抑日”，其依据是中国乃贫弱国家，“拿不出什么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9]。无论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还是解决山东问题，都必须借助外力，即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所有国家中，可能对中国帮助最大的国家，就是自诩“民主”的美国了。
    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顾的思路和谋略也逐步清楚和完善，到战争结束以前，这位有心和忠于职守的驻美公使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以便为将要召开的和会作准备。
    一、从大战的中后期开始，在密切关注战局发展的同时，顾不断进言政府及早考虑战争期间和战后中国利益。1917年4月9日，即美对德宣战后第三天，顾向段祺瑞发去一份长篇电文，主张中国追随美国加入战争。随着战争临近尾声，他又建议政府开始为必定要召开的和会做好准备，提出他本人对若干重大外交问题的意见，力劝政府在和会上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求。
    二、专门组织一个小组搜集各种美、英的动态资料，加以分析研究，特别研究对中国具有特殊利益的问题，探讨中国应采取的对策，着重考虑战后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和收回山东利权的问题。
    三、顾认为“美国政府必将对和会提出许多建议及看法，这对英、法政府必然影响极大。故而对中、日两国也将产生影响。在和会上，中国政府不能对英、法抱太大希望，真正可以指望的只有美国的支持”。[10]他利用与美国朝野人士的友谊，广泛解释中国的立场。1918年11月26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赴法前一星期，接见了顾，对中国的愿望表示同情和支持。
    正如多数人所预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取胜和德、奥等同盟国失败而告终，中国得以战胜国的名义参加巴黎和会，而顾也被北京徐世昌政府任命为全权代表，参加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
    受任全权代表主持起草公文
    1918年底，作为战胜国之一，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陆续汇聚法国。12月中旬，顾维钧抵达巴黎，随即和同来的四位秘书埋首研阅有关材料，为代表团草拟计划。早在美国时，顾就曾按北京训令起草过一份提交给美国政府的备忘录，阐述中国立场。来巴黎后，又草拟一项交涉计划，供中国代表团参照。计划包括七个问题：1.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2.归还租借地；3.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4.归还在华各地租界；5.撤走外国驻军；6.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7.恢复中国关税自主。[11]
    和会期间，顾氏还受命主持起草或参与撰写了中国方面提交大会的大部分重要公文，其中就重要性和详备而言，首推著名的三项说帖，即《山东问题说帖》、《要求废除二十一条说帖》、《中国希望条件之说帖》，三个说帖囊括了顾所拟计划的七个问题。
    三份说帖中最早提出、最关涉当务之急的是《山东问题说帖》，全称《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的说项》，由顾执笔起草，是中国向巴黎和会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份文件，专门解释中方对解决山东问题的原则立场。该说帖详叙了山东问题的来龙去脉，阐述了中国对山东的无可争辩的主权，本说帖于1919年2月15日提交大会，中心思想乃是重申1月28日顾在“十人会”上提出的要求（注：详见下文），即要求将山东权益直接归还中国。
    4月15日代表团提出《废除二十一条说贴》，全称《要求废止1915年5月25日中日条约换文事之说帖》，陈述了日本用最后通牒方式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经过，历数其对中国的危害，郑重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强烈要求。
    5月初提交和会的《中国希望条件之说帖》乃是针对所有同中国订有不平等条约的列强而拟，实质是希望改变中国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文中提出七项正当的要求，即：1.废弃势力范围；2.撤退外国军队、巡警；3.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4.撤销领事裁判权；5.归还租借地；6.归还租界；7.关税自由权。
    值得一提的是，后二份说帖的提出，是中国对于废除近代以来中外不平等条约的首次尝试，它标志着“废约”进程的启动。二份说帖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愿望，它们是北京政府训令提出的，也体现了中国代表团，特别是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交涉活动的外交思想。提出“废约”的重大意义在于，向列强第一次正式表明，中国对于不平等条约的不满，提出中国“未能遂其发展之自由者，则苦于国际障碍（注：指不平等条约）之多也”。[12]
    不幸的是，这二份说帖提交后，起初美、英、法等国口头允诺待国联成立后，即研究改善中国国际地位问题。[13]但后来在5月14日，和会秘书长克里蒙梭以“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上会议，充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平和会议权限以内”[14]为由，驳回了中方的要求。这样，“废约”进程刚刚启动，便被列强蛮横阻止了。
    顾维钧等人主持的中方废约交涉活动虽然半途而废，但这一行动向世人表明，中国要阻止不平等条约的进一步侵害，而随后在五四运动中被罢免的曹、章、陆的结局，也明显地昭示着中国不能再签订不平等条约！
    “废约”受阻后，中国代表团全力转入谋求山东问题的解决上，因为前此不久，最亟待解决的山东问题交涉也严重受挫。
    4月30日，和会英、法、美三巨头竟公然承认日本霸占山东的要求，并且写入对德和约。对此，顾维钧以代表团名义起草并发表正式抗议书，于5月4日提交大会。抗议书明确指出：大会同意日本获取山东权益，“是承认侵犯手段为正当矣”，“和约告成，中国反为各大国之商议品与抵偿品”。抗议书还控诉道：和会为了保全即将成立的国际联合会，不令强国之日本放弃其领土野心，反令贫弱之中国牺牲自身固有的主权！[15]
    在整个巴黎和会期间，除了主持起草或参与撰写重要公文外，顾氏还写下许多文牍、笔记和日记。他在给欧美要人的函件中，反复解释中国的原则立场，吁请同情和支持。笔记和日记则记载下中国代表团交涉活动的艰难。此外，作为国联委员会的唯一中国代表，顾还参加了盟约的起草工作。繁重的文字工作是顾氏外交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不仅反映了他良好的综合职业素养，也体现了他高度的爱国心和敬业精神。
    不计年轻望浅勇于为国申辩
    巴黎和会--如所周知，带有帝国主义列强分赃性质，越到后期其性质越明显。会议期间，和会邀请中方代表与会讨论山东问题仅只三次，即：1919年1月27日、28日两次“十人会”和4月22日美、英、法三巨头会，顾维钧均参加，又均任中方发言人。
    除顾外，中国代表团其余四位全权代表是：陆徵祥（团长、首席代表、外交总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民初曾任工商总长、参议院副议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利时公使）。论年龄、资历与人望，顾氏均属最后，但当邀请中方代表到会申诉的通知送达时，四代表却群推顾出席并发言，代表团中只有顾较早注意并深入研究过山东问题。31岁的顾维钧勇于任事，担负起为国申辩的重任。
    1月27日下午，在法国外交部会议室中国代表王正廷、顾维钧出席了“十人会”。“十人会”是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各二位代表组成的一个和会机构，包括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理蒙梭，实际是和会最高权力机构。会前，日本企图排斥中方到会，但遭到美国的拒绝。
    会上，日本代表、曾任外相的牧野伸显男爵首先发言，要求将胶州租借地、铁路及其他德国在山东所享的各种权利让予日本，但对山东“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16]牧野还提醒各国代表注意日本在大战期间为协约国做的“贡献”，顾维钧当即声明保留发言权。
    次日上午，顾维钧发言，他就山东主权的不容置疑性做了出色的阐发，指出德国在山东权益纯属强取豪夺，以和会倡导之尊重各民族自决及领土完整的原则而论，归还山东“为中国当有之要求权利”。他说：“日本为中国逐出德国势力于山东”，中国自当“申谢”，“然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而播将来纷争之种子”，则不得不力争。他郑重提出，中国政府要求将德国获取的山东权益直接归还中国。
    牧野以日本的实际占领和中日成约（指1915年的《民四条约》和1918年的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来狡辩，妄言日本应当先行获取山东权益的处置权。顾氏反驳道，山东权益应由德国直接归还中国，他解释说，中日成约完全是被武力胁迫的产物，须待和会最后判定，中国对德宣战，成为战胜国之一，则中德不平等条约自动废除。[17]
    这是顾维钧初次在国际会议发言，话音甫落，全场动容，各国代表趋前祝贺发言成功，这也是中日代表首次在大型国际会议上舌战，与顾大受欢迎相比，日方代表被冷落一旁。美国国务卿兰辛回忆道：“顾氏堂堂正正之演说，实使日本委员神沮气丧，哑口无言。”[18]
    会中情形，腾载报章，中外舆论或称赞顾的论辩是杰作，或认为中国的正当要求能够实现。“国内人民闻之，尤称其立言之得详，庆专使之得人。”[19]顾也觉快慰。他的申辩是整个和会期间中国代表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发言。它迫使日方回到归还山东权益的立场上来，同时，它也突出表现了山东问题的空前严重性。此后山东问题的交涉活动引起国人的密切关注。
    日方不甘心“十人会”上的受挫，开始大肆活动，挽回颓势。先是1917年初，日本曾与英、法等国达成秘密谅解，后者承认山东权益归日本，现在日方把谅解协议摆出来压英、法就范。接着，日本锋芒所向转向美国，指责美“未曾相约援助日本之主张而反对日本”，进而威胁道：“若日本之要求不能贯彻时，则美日国交将陷于危险”。[20]
    起初，美国总统威尔逊不愿看到日本在华势力过分膨胀，采取同情和支持中国的立场。而中国代表团的外交策略也正是“赖美为助”和“联美抑日”，具体实施人是驻美公使顾维钧。“联美抑日”是新形势下的远交近攻，在巴黎和会的现实情况下，这种策略的选择还是对头的。事实上，也正是美国鼓励中方提出山东问题。连美方也认为“山东问题之解决，英法亦曾参加意见，固不待言。惟解决此案之锁钥，实操诸美国掌中。各国均当视美国为转移者。”[21]
    就中方愿望而言，无论“赖”，还是“联”，仅仅是一方面，成败还要取决于是否“赖得住”与“联得成”，即“以夷制夷”策略的成败，取决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与妥协。
    在围绕山东问题的胶着斗争中，威尔逊逐渐意识到，他建立国联理想的实现，离不开日本的合作。为此目的，与日本妥协成了一种需要，他开始从原来立场上后退，拟提出德国在山东权益暂时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共管”方案，但在遭到日方“不能同意”的回绝后，[22]威尔逊立即决定不惜牺牲中国利益，完全倒向日本。
    4月22日，三巨头聚会威尔逊寓所讨论山东问题，邀中方代表陆徵祥、顾维钧出席。于是就有了一幕一位来自弱国的青年外交官与鼎鼎大名的三巨头之间的辞锋尖利的谈判。
    威尔逊声称：1915年的《民四条约》和1918年的“换文”中，中国已允诺日本在山东的利益，而英法两国也与日本有约在先。随后他托出三巨头方案，即允准日本接受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再由日本将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但日本继续享有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种种经济利益。
    顾维钧声明对方案极为失望，指出中日成约不符合正常缔约规程，日军占领胶州以来，当地民不聊生，“中国人民反日情绪异常强烈……只有当和会最后解决这一问题后，这种紧张状态才会消除”，他再次要求直接归还山东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