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扫除了通向权力顶峰的一切障碍，把国家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使皇帝真正成为“代天理物，威柄自操”的独裁者。全体臣民，包括所有的权贵，都得由皇权的鞭子任意驱使；文武大吏，有如仆隶，正如叶伯巨所说：“今公卿大臣数十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则拱手听命，无敢后时，况敢有抗衡者乎！”（叶伯巨：《叶居升奏疏》，《万言书》，见《明经世文编》卷八）地位尊崇的藩王，中叶以后，也日益不振，几乎同囚犯一样，困处一城，完全成为腐朽的、“世世皆食岁禄”的寄生虫。后妃则深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也“最为孱弱”，“非有军国之权，宾客朋党之势”。至于宦官，尽管他们的权势很大，但也只是皇帝的忠实奴才，搏噬臣民的鹰犬。他们只有打着皇帝的旗号，凭借“天子的威灵”才能肆虐于一时，否则就会身败名裂。
    为什么明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会如此强化？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已进入了晚期的时候，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这就是本文拟加探讨的问题。
    一
    有的意见认为，抵御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防止其卷土重来，从而确保新王朝的统治，是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之所以高度强化的重要原因。
    诚然，对元朝残余势力的斗争，与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有关。因为当时元朝虽然已经灭亡，但仍保有强大的力量，所谓“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对此，朱元璋始终持有高度的戒心，因而不得不加强中央集权，以便更好地集中力量与之进行斗争。然而，历史事实同样向我们表明，当蒙古贵族对明朝的威胁逐渐减轻以至于基本解除的时候，明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却正好日趋强化，以至于发展到空前未有的高度。由此可见，促使朱元璋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重要原因是别有所在的。
    有的意见认为，朱元璋出身贫农，就是在他登上皇帝宝座以后，地主阶级中仍有不少人对他怀着阶级的敌意，激烈反对他。因此朱元璋也就用仇视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并且集中权力对他们进行屠杀。
    不可否认，明朝初期，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是相当尖锐的，朱元璋也的确屠杀过不少官僚、贵族，打击过不少大地主。《明史·刑法志二》说：“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世以下万数”。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说：“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伯，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赵翼《廿二史劄记·胡兰之狱》则说：“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足以否定明王朝是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这只要从明初所实行的一系列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对地主阶级都关怀备至的政策就可以得到证明。再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必然要受本阶级的共同利益所制约。朱元璋既然已经从贫农变为皇帝，成了地主阶级的总头子，他当然也就成了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而他所建立的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自然也不是为了镇压地主阶级。
    还有的把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的原因归结为朱元璋个人的因素，以为他“天性残忍”、“果于屠杀”。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说：“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象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一定的现象必然由当时存在的关系所引起，那就不难确定，在何种外在条件下这种现象会真正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需要它，它也不能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页）明代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主要是朱元璋所擘画和经营，我们不否认他个人所起的作用，甚至包括他的个性。然而决不能忽视，这决不是他的随心所欲，不是他个人的主观任意行动，而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是“当时存在的关系所引起”的。否则，朱元璋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即使需要它，它也不能产生”。
    我们认为，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之所以高度强化，主要原因乃在于镇压人民的反抗，强制他们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提供地租、赋税和徭役。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民。”（《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0-19l页）这可从下列两个主要的方面来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