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带来的后果的确是极其严重的。
    在极端君主专制下，皇帝拥有无限的权力。地主阶级内部仅有的一点民主空气也完全窒息了。皇帝的意志不受任何约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如万历二十四年矿税兴起以后，全国犹如沸鼎同煎，民少乐生之心，明王朝的统治被拖到了绝境，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也遭到了惨重的摧残。尽管民变蠭起，官僚士大夫也纷纷上疏请停矿税，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只是到了万历四十八年神宗死后，才用“遗诏”的形式罢一切矿税。由此可见，这种把国家和全体臣民的命运都操在君主一人手里的局面，是多么地不合理；它给国家和广大臣民会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
    在极端君主专制下，必然形成极其腐朽的官僚政治。因为在这种政体下，官僚的天职就是奉命行事，绝对效忠于上司。他们唯一需要操心的只是如何迎合、巴结掌握自己命运的上司，只是如何攫取财富。明中叶以后，“居官有同贸易，出仕专为身谋”，尸位素餐、阿谀逢迎、寡廉鲜耻这种腐朽透顶的风气弥漫着整个官场。特务横行，恐怖气氛笼罩着全国。这种腐朽、黑暗、反动的统治，给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的不断发展，从而使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一些工业中心城市和中心地区逐渐形成起来，国内外贸易也随之不断发展。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因而在某些地区以及某些生产部门，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萌芽。
    然而，明代的商品货币经济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既不平衡，也相当缓慢，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挣脱旧的生产方式的束缚。其所以如此，与高度专制集权的国家强制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是密切不可分的。
    所谓“重农”，就是让小农经济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使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不至于全而崩解。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资本论》第一卷，第782-783页）因此，小生产者的状况，小生产者的分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明朝中叶虽然曾经发生过大批的农民被排挤出土地，四处流亡的现象，然而它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而单纯是由于疯狂的土地兼并以及残酷的封建地租剥削和繁重的徭役征发，剥夺了小农的生存条件所造成的。地主阶级并没有把他们的剥削所得转化为资本，而破了产的农民也没有转化为雇佣工人。值得指出的是明王朝对待这些破产农民的办法，完全不象西欧那样，强使他们成为大农场主或手工工场的雇佣劳动者，而是一方面残酷地进行镇压，强使他们回到土地上去，纳粮当差；另一方面则实行招抚，或者有限度地改善农民的处境，诱使他们固着在土地上。总之就是要尽量地维持小农的可悲境遇。
    小农经济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下牢固地存在，这就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资本论》第一卷，第830页）
    “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政策。与以往各朝一样，明王朝也拥有庞大的官手工业，它控制和垄断了一些与国计民生攸关的矿冶、织造、制盐等手工业部门；同时又制造国家和皇室所需的军需武器以及各种生活用品。官手工业的物料，则用土贡、岁办、坐派、采办、派办等等方式向人民搜括。官手工业以及包括城市、宫殿、山陵、桥梁等土木建筑在内的工程所需的劳力，则用力役的形式向人民征发。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日趋繁荣，官手工业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但它始终是封建性质的，是与商品生产对立的，因而不能不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交换的发展，阻碍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对于私营工商业者，明王朝既把他们当作附庸，任意驱使和掠夺；又把他们视为异己力量，横加摧抑。明王朝以“劳民伤财，为害甚大”，“国家所重在民安，不在于利”、“生财有道，不在坑冶”为借口，一再禁止煤铁等矿的开采。从商品的流通来说，明王朝用“朝贡”的形式，垄断了海外贸易；同时又严格实行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出海贸易。这对刺激国内生产的发展以及积累资金都是十分有害的。对国内的贸易，明王朝则采取了疯狂的掠夺政策。它既表现在高额的税收，即税率的直线上升方面，也表现在重征叠税方面。特别是万历二十四年矿使税监大量派遣以后，更是“征榷之使急如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穷极勒索，肆为攘夺。这就不能不使工商业受到严重的摧残。致使“吴中之转贩日稀，机户之机张日减”。河西务“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三十余家矣”。临清“向来缎店三十三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矣。”（《明神宗万历实录》卷376）商品经济繁荣的地区弄得如此凋残，其他地区也是“农桑交困，萧条巷陌”。
    在十四世纪末叶至十七世纪中叶，当资本在欧洲冲决封建主义的堤防而胜利进军的时候，明王朝的统治者却能依仗高度集中的权力以维持衰朽的封建统治，让古老的封建帝国仍然迈着龙钟的步履，蹒跚地前进。这就不能不导致后来的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