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情况下，必须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即“可以缓和冲突而把它纳于‘秩序’之中的力量”，借以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衰落，这两个阶级的矛盾也日益趋于尖锐，农民起义的广度和深度相应地都在不断发展。通过元末农民起义登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对农民起义的威力不能不有深刻的认识，不能不时时感到惴惴不安。特别是明朝初年，急风骤雨式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虽已结束，但农民的反抗斗争仍很激烈。有的是屯聚山寨，拒绝为明王朝纳粮当差。如洪武八年时，陕西汉中地区的人民还是“多居深山，少处平地”，“居无常处，田无常业，今岁于此山开垦……来岁又移于他山。……所种皆深山穷谷，迁徙无常”。尽管明王朝再三招谕，但仍“鲜有来者”（《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00）。这些屯聚山寨的“负固执迷者”，为数似乎不少，它们对明王朝的统治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以致朱元璋有时不得不派大兵前去剿除（据《鸿猷录》记载：“郧……地多山，元至正间流逋作乱，元祚终，竟不能制。国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除此以外，武装反抗的也很普遍。当时，人民起义的次数既多，范围分布也很广，起义人数少者数百人，多者数万人；而且，这些起义不少是以弥勒佛、白莲教等为号召的，颇似元末农民起义的继续，因而愈益使朱元璋感到震恐。有时为了搜捕起义农民，竟不惜动用重兵，捕之数年，以致“骚动数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鸡犬不得宁息”。在这样尖锐的阶级矛盾面前，明王朝要巩固自己的统治，使农民永远处于被奴役的境地，一方面不得不集中力量对农民阶级实行残酷的镇压，以建立一个稳固的统治秩序，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从而“使富者得以保其富”。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指出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76页）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打击贪官污吏、豪强地主，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控制在农民可以忍受的限度以内，从而“使贫者得以全其生”。这样，既能消除农民铤而走险的因素，又能扩大明王朝赋税和力役的来源，使皇室统治集团在财产再分配的斗争中得到更大的份额，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
    要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都必须有一个统一集中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然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统治阶级内部却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曾经为朱元璋立过汗马功劳的元勋宿将在天下平定以后，有的恃功骄恣跋扈起来，“潜礼越度”；有的则在成为新贵族后，广占良田美宅，并不断加以扩大。而朱元璋对他们也怀疑猜忌，深恐其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一批元朝遗留下来的官僚士大夫，深深地怀念旧主子的恩情，坚决不愿与新王朝的统治者合作；一些人虽然被迫“出仕于朝”，但又“多诈死佯狂，求解职事”（《名山藏·刑法记》），与新朝的统治者始终貌合神离；有些人虽然愿为新朝的统治效劳，然而，一则由于朱元璋对他们并不十分相信，再则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要求享受古代公卿大夫的政治待遇，不愿作一个奴才；因此，朱元璋与上述贵族、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另外，在经济方面，一些大地主仍在进行兼并，同时采用“飞洒”、“诡寄”、“移坵换段”等等手段来逃避应负的税粮和差役，而将其转嫁与劳动人民。朱元璋说他们是“不知其报而恬然享福，绝无感激之心”；是“甘于利其利而不知其报”（《大诰·民不知报第三十一》）；不仅如此，这些人一有机会做官，便尽量贪赃枉法，“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大诰·谕官毋作非为第四十三》）。上述这些情况，对明王朝的统治所带来的后果是：其一，影响了地主阶级权力的高度集中，妨碍了极端的君主专制，从而也就不利于对农民的强制和镇压。其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这既不利于“贫者得以全其生”，终究也不利于“富者得以保其富”；而且还与朱元璋扩大赋税力役的来源，在财产再分配的斗争中获得最大份额的企图有着严重的冲突。因此，从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皇室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对一部分有害于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贵族、官僚、地主采用“政治暴力”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社会现象是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本来是为着镇压农民阶级的，然而统治阶级之间的刀光剑影却使我们眼花缭乱。如果不透过重重迷雾去探索事物的本来面目，还会误以为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是为了镇压地主阶级呢！其实，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时曾经明确表示其所以要强化专制集权，主要在于避免重蹈元朝那种“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4）的覆辙。应该说，这就是朱元璋之所以要打击部分贵族、官僚、地主的症结所在。
    明初的客观现实需要建立一个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同时也为这一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条件。
    元末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特别是上层统治集团。明朝初年，剩下来的大地主及其政治代表，虽然不愿屈从于奴才的地位，然而他们并没有力量与朱元璋抗衡，只能接受朱元璋的宰割。如“浙东西故家巨室，多以罪倾其宗”（《逊志斋集》卷22《采苓子郑处士墓碣》）。成千上万户的江南“富民”被移徙到京师和凤阳，从而在政治上给以打击，经济上给以削弱。这一集团的政治代表，不少人身死籍没，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至于中小地主阶层其及知识分子，他们在元朝统治时是没有政治出路的，如王祎就曾说：“十年以来，吾南走越，北走燕，而唯利禄之是干，其劳心苦思，殆亦甚矣，是岂志于隐乎？今天下用兵，南北离乱，吾之所学，非世所宜用，其将何求以为仕籍？使世终不吾用，吾其可以枉道而徇人？”（《王忠文公集》卷五《青喦山居记》）由于没有出路，因而不断发出慨叹：“士生今时，欲以所学自见，亦何其难也！” （同上书，卷四《送朱仲桓序》）“为士于今日者，宜其穷困颠踣，视昔有加，其心甚劳，而力甚艰也。是岂势使之然，不得不至是欤？”（同上书，卷四《赠熊君序》）象这样的人，自然会另寻出路。于是，他们选中了朱元璋，纷纷投靠他，竭诚支持他的事业，希望由此飞黄腾达，获得荣华富贵。而朱元璋也不负他们之所望，网罗摭拾，不遗余力。《明史·刘三吾等传赞》说得很清楚：“明始建国，首以人材为务，征辟四方，宿儒群集阙下，随其所长而用之。自议礼定制外，或参列法从，或预直承明，而成均胄子之任尤多称职，彬彬乎称得人焉。夫诸臣当元季之世，穷经绩学，株守草野，几于没齿无闻。及乎泰运初平，连茹利见，乃各展所蕴，以润色鸿猷，黼黻文治。”至于广大的农民呢？他们不仅不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阻力，相反，从小农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来说，恰好是专制集权存在和发展的深厚土壤。关于这，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他们（按指小农--引者）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
    本来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封建制与宗法制始终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君主在全国享有的绝对权威，就是家长在全家享有的绝对权威的扩充。因此，尊尊亲亲、君臣父子，既是封建伦理，又是政治原则，两者紧密地结合为难以冲决的网罗。朱元璋曾对解缙说：“朕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国榷》卷九），这正是上述原则的生动体现。此外，伴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日趋强化，一批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如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等理学家大肆鼓吹“君权神授”、“君主圣明，臣罪当诛”、“三纲五常”是“天理如此”等等，把君父之权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天子成了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神圣。正如黄宗羲所说：“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这种天子独尊的思想，到了明代已经深入人心，很少有人对它提出怀疑，因而比较容易地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可以这样说，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程朱理学是一根有力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