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由维新变法到推翻帝制，波澜壮阔，风发潮涌，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戊戌维新，报刊流行，教育改革，冲击了封建传统，促使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虽然仅仅走了第一步，却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步。那么，戊戌辛亥间的文化思想对当时的政治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又将如何估价？本文准备就此提出一些看法。
    一
    近代中国的政治改革或革命，每每以舆论为先导，而舆论宣传又每每借报刊为“耳目喉舌”。
    19世纪50年代，国内已经有报刊发行，是外国人在华主编的，如《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此后，报刊渐多，《申报》在1872年创刊后，申报馆又刊行了《瀛寰琐记》月刊和《四溟琐纪》月刊。但数量不多，影响不广，只是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报刊“顿呈活跃之状”。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严重，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上书变法的同时，注意开学会、办报刊。他们以为当“民智”未通、风气未开之际，除应开学会以“广联人才”外，还需依靠舆论宣传，创办报刊。从而在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的同时，在北京、上海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和《强学报》。梁启超在上海主编《时务报》，严复在天津主编《直报》、《国闻报》，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创设《湘学报》、《湘报》，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湖北、江西、福建、贵州以至澳门、香港，还有海外华侨聚居的日本、新加坡都有中文报刊。既有呼吁救亡图存、昌言改革的，也有文摘性、专业性的，真是“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七《改革起源》后附记，见日本铅字排印本，中华书局本删去。）。
    在这些报刊中，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封建统治的腐朽，呼吁变法维新的必要，对废八股、练军队、保护工商业、立宪法、设议院，都提出了建议，对变法的实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起有作用，当时就有人说：“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也。及政变而八股复矣，然不独聪敏英俊之士，不屑再腐心焦脑，而问津于此亡国之物，即于高头讲章，舌耕口穑数十年，号为时艺正宗者，亦谓诵之无味，不如多阅报为愈矣”（注：欧賓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清议报》第二十七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出版。）。
    戊戌时期以民权反对君权，以民主反对专制，尽管它还只是启蒙，但它对传统的否定，对封建纲常名教的冲击，对中国人民却是起了振聋发瞆的作用。而这些论文，很多就是在报刊发表的。此后，在清政府的严加防范下，报刊的言论受到阻厄，它又有着新的特点：
    第一，激烈攻击封建统治的言论似乎减少，但报刊依然风行，林林种种，商务、外交、科技、教育、文摘，以至童子、女学，都有专刊发行（注：见拙撰：《清末民初上海的报刊》三，《出版史料》1989年第1期。）。
    第二，议论政治的报刊，由海外而国内，引发了“苏报案”。
    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创设《清议报》，提出“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知新报》也因地处澳门，得以继续发行，和《清议报》同为攻击慈禧、宣传勤王的两大刊物。然而，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面目的爆露，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无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动念矣”（注：孙中山：《革命源起》。）。1901年5月，秦力山等在日本创办《国民报》，“开倡民族主义，风行一时”（注：冯自由：《秦力山事略》，《革命逸史》初集第88页。）。《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先后在日本刊行。当这些刊物传入国内，反帝反清的爱国宣传也随之展开。《苏报》就是由改良转入革命的。
    《苏报》的主持人陈范，原具改良思想，“未必有醉心革命，遒人木铎之坚决意志”，因南师和上海南洋公学相继发生退学风潮后，《苏报》增辟“学界风潮”一栏，延请章士钊“董理斯报”，于1903年5月入馆，《苏报》始以“鼓吹革命为己任”（注：蒋维乔：《蔡孑民小史》，见《中国革命记》第十四册，时务新报馆版。），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后在《苏报》发表（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苏报》系节录，题为《康有为与觉罗氏之关系》。），引发了“苏报案”。
    1903年的“苏报案”，是宣扬革命、反对改良而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破坏的一次重大事件，它促使了革命政党的建立，光复会、华兴会都在次年成立，它又扩大了革命的思想影响和导致了革命运动的展开。报刊和近代政治的关系，可以概见。
    第三，海外报刊的传播，影响国内。国内报刊的宣传，《苏报》被封后，章士钊等续办《国民日日报》；不久，蔡元培等又创《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愤斥帝国主义，抨击清朝政府。1903年，孙中山在《檀山新报》发表《敬告同乡书》（注：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0-233页，中华书局版。），明确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决分两途”。号召“大倡革命，毋惑保皇”，也是在报上首先发表的。同盟会成立，《民报》创刊，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争，又是在《民报》和《新民丛报》展开。
    此后，革命党人在上海创设《神州日报》，对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都有报导。接着，又创设《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民立报》还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通讯联络机关。武昌起义，《民立报》首先报道，以头号字刊出有关起义的报道。此后，又特辟“武昌革命大风暴”等专栏。11月3日，上海武装起义，接着，沪军都督府成立，《民立报》又鼓吹会攻南京，进行北伐，留下了大量革命文献。
    甲午战后，报刊盛行，推动了变法的步伐；此后，又鼓吹革命，昌言民主，清政府再是严加防范，也不能挽既倒之狂澜。报刊的冲击，成为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先导，并与之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