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主张“合群”，湖南自南学会创设后，各地学会纷纷成立，封建守旧势力引经据典地说：“《中庸》‘仁者，人也’……作者变乱其旨，以为‘合群’，其心非广宣教惠，不过欲私立党会耳”（注：叶德辉：《长兴学记驳义》同上卷四第50页。）。说是梁启超“煽惑人心，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党会之私智”（注：叶德辉：《輶轩今语评》，同上卷四第6页。），防止他们“私立党会”，改变封建政制。
    康、梁学习西方，又借用孔子“托古改制”，且以孔子纪年。湖南守旧分子本是封建孔子的信徒，看到康、梁推崇的孔子，和自己信奉的孔子不同，因为前者是资产阶级化了，这就更加激起他们的愤怒，认为“有世道之责者”，不能“嘿尔不语”。也就是说，凡是清朝统治下的臣民，都要捍卫旧的世道，翼戴旧的孔子，于是公开抨击康、梁，“影附西书，潜移圣教”，叫嚷“翼教护圣”，叶德辉说是：“梁启超之为教也，宣尼与基督同称，则东西教宗无界”（注：叶德辉：《正界篇》，同上卷四第24页。）。“凡泰西之善政，一入中国，则无不百病丛生”（注：叶德辉：《叶吏部答友人书》，《翼教丛编》卷六第30页。）。如果信奉康、梁，将使“竟不知圣教为何物”。说康、梁是“托尊孔之名，伏伪经之渐”（注：叶德辉：《读西学书法书后》同上卷四第65页。），公然宣称：“人之持异教也愈坚，则人之护圣教也愈大”（注：《叶奂彬吏部明教》，同上卷三第31页。）。同样“尊奉”孔子，同样以孔子为“圣教”，但康、梁“持”的是资产阶级化的“改制”孔子，而封建势力是“护”的封建卫道的孔子。他们不承认康有为“尊孔”，是因为康有为等所“尊”的孔子和封建统治者不同，它动摇了封建孔子的旧的权威地位，于是谤毁康有为“上则欲削君权，下则欲行邪教”（注：《梁节庵太史与王祭酒书》，同上卷六第2页。），说是“离经畔道，惑世乱民”（注：《汨罗乡人学约纠误》，同上卷四第80页。）。认为它“离”了封建政府“法定”的正经，“畔”了封建政府“法定”的孔、孟之道。因此，叫嚷“翼教”、“护圣”。要“翼”封建孔子之“教”，“护”封建孔子之“圣”。他们之间的争论，已和过去经今古文学孔子真伪之争迥然有别，因为前者只是封建社会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不同派系之争，而现在则是封建的孔子和神化了的资产阶级的孔子之争，无怪乎他们对孔子改制要视为洪水猛兽了。
    围绕“孔子改制”的“翼教”、“护圣”之争，显然已经不是学术上的维新与守旧之争，而是一场政治斗争，因为他们打击了封建旧势力的“恪守祖训”，冲击了保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事实上是要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准备理论条件，旧势力自然不能容忍，也从政治上施加压力。说什么“康门之士，蓄意乱法，故合于乱法之言则曰：‘其书可用’，不合于乱法之言则曰‘其书可烧’，是非颠倒，黑白淆乱”（注：叶德辉：《輶轩今语评》，见《翼教丛编》卷四第14页。）。认为“康门之士”，是为了变法（乱法）的需要而抉择古籍，诠释儒经的。这是“乱成宪”，“伪六经”。“背叛君父，诬及经传”。说什么“时务学堂梁卓如主张公羊之学，以佐其改制之谬论，三尺童子，无不惑之”；“公羊之学，以之治经，尚多流敝，以之比附时事，更启人悖逆之萌”（注：《叶吏部与石醉六书》，同上卷六第16页。）。对这种“改乱成宪”之说，不容忽视。
    为了防止“湘人之惑于邪说”，叶德辉之流写《輶轩今语评》、《长兴学记驳义》、《读西学书法书后》、《正界篇》上下，《非幼学通义》，几乎把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援用或所撰各书，全部“辞而辟之”。
    由上述维新运动时期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间新旧斗争，可以看出近代文化思想的转移和传统儒学的关系。
    同样，辛亥革命前夕，革命与改良的斗争，也和传统儒学有关。
    如上所述，上海愚园“国会”召开时，章太炎批评了唐才常“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主张，“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接着，写有《正仇满论》，批判改良派。此后，更增删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出狱后，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而改良派仍在海外活动，保皇会在华侨中还有一些市场。章太炎在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时，又积极宣传顾炎武的民族主义学说，对今文经学尖锐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