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报刊的流行，教育的改革，思想的转移，是戊戌辛亥间文化思想与政治的主要表露，在探讨其与政治关系时，我认为应该注意下列几点：
    第一，近代文化思想的转变，是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而转移的。
    对西方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的。起初，以外国为“夷狄”，引用“圣经”：“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来对抗，虽有人注意搜集和了解西方情况，如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其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注：魏源：《海国图志叙》，见《魏源集》第207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但这样有识之士毕竟不多。其后，外国多次侵略，又想依援洋人，经办“洋务”。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情况变了，改良派又提出不仅经济、军事、文教要改革，还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康有为经过学习西方，考察各国情况，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较过去又进了一步。然而，讲“夷夏之辨”的还是不乏其人，“恪守祖训”的也大有人在。说什么讲民权是“君无权”，讲平等而触犯了纲常，每每以“圣训”、“祖制”来压人。这正是中国文化思想转移时的一种特殊现象。
    对国情的认识，也是经历了痛苦的折腾的。戊戌变法失败后第二年，八国联军入侵，“辛丑和约”签订，慈禧太后一伙媚外辱国的面目日露，再不能对清政府存有幻想了。随着社会的发展，革命逐渐代替了改良。清朝是以满族入主中原的，过去和康、梁共事过的章太炎写出了《正仇满论》（注：《正仇满论》发表于1901年8月10日的日本《国民报》。），此后，出狱东渡，主持《民报》，又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以国学为“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把它说成是“一国固有之学”。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国家，《史记》记录了自从黄帝以来的历史，成为中国民族的象征，此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相传，至孔子而集“国学”之大成，这种传统思想文化，也就是所谓“国学”。它既不同于不是“国有之学”的东西方文化，和我国少数民族的专制统治思想也有差异。因此，“国学”实际是指我国汉族之学。章太炎等在这时宣传“国学”，也正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他们的反清、光复服务的，从而他讲解“华戎之辩”，宣传满、汉矛盾，章太炎自己也说：“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注：章太炎：《答铁铮》，《民报》第十四号。）。他在这时宣传“国学”，鼓吹民族主义，也正是当时特殊情况下的反映。章太炎的由改良而革命，也正是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而转移的。
    第二，近代文化思想的转变，是经过斗争的。
    戊戌辛亥间，正是改良运动由掀起到失败、革命运动由酝酿而胜利的时期。他们都想中国富强，参加革命的人起初有的也曾赞助改良，等到改良失败，清政府腐朽益盛，两派开始分家，有的思想已转移到革命，有的却停留在原来的地位，革命和改良又展开了复杂的斗争。自立军起义及其失败，就是两派合作与否斗争突出的一次。
    1900年7月26日（七月初一日），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辞，邀集沪上“名流”在上海愚园召开“国会”（又名“中国议会”（注：“国会”开会的时间、地点，过去记载有误。今据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和日本《井上雅二日记》。《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到会的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毕永年等52人（注：“国会”开会的时间、地点，过去记载有误。今据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和日本《井上雅二日记》。《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接着，在7月29日（七月初四日）在愚园开第二次会，到会的有60余人。“国会”宣布的主要宗旨是：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立新共和国”；二，“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既然否认清政府，就不应该保存清国和光绪皇帝，保存清国和光绪皇帝，就不能创造新自立国。可见宗旨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