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会上，章太为对国会宗旨提出异议，当场批评唐才常“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清朝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宣言脱社，割辫与绝。当天，写了《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没过几天，又写了《解辫发说》，表示“不臣服满洲”，“移书出会”（注：见《中国旬报》第19期，1900年8月9日出版。）。
    自立军的宗旨模糊，主张混沌，是当时革命和改良未曾明确分家的反映，它和唐才常徘徊于革命和保皇之间有关。
    戊戌变法期间，唐才常和谭嗣同在湖南编辑《湘学报》、《湘报》，积极主张变法维新。政变后，经香港、新加坡而到日本，经毕永年介绍，结识孙中山，受其启发。他既受孙中山等革命派的影响，又不能摆脱康、梁的束缚；既想望革命派的响应，又想望改良派的海外捐款，形成宗旨矛盾，结果以失败告终。
    自立军的失败，血的教训，使知识分子逐渐从康、梁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促使了革命派的觉醒和改良派的分化。参加自立军的秦力山与康、梁绝交，1901年在日本创刊《国民报》，宣传革命。参加自立军的陈犹龙等，“于事败后多亡命东京，群向梁启超算帐，梁不胜其扰，竟移寓横滨避之”（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87-88页。）。从此，保皇会的“信用渐失，不复再谈起兵勤王事”。
    此后，许多知识分子逐渐从改良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走向革命。如刘敬安即“以国是日非，决非和平手段所能匡救”（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62页。），遂别创日知会为革命机关，成为自立军失败后“湘、鄂二省之革命策源地”。自立会会员吴良愧也在同盟会成立后入会。又如参加自立军的龚春台，后来接受了同盟会的领导，组织萍乡、浏阳起义；在浏阳响应龚春台的姜守旦，也参加过自立军，他还是哥老会的“香长”。
    此后，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各张旗帜，亦自兹始”（注：支那汉族黄中黄（章士钊）：《沈荩》第17页。）。由此可知，思想的转移，是经过斗争的，有时还经受了血的教训。
    第三，近代文化思想的转变和传统儒学又有密切的关系。
    如上所述，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学习西方，又援用儒术，写了《孔子改制考》；他的弟子梁启超发挥师说，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把资产阶级需要的民权、平等、选举、议院等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说是孔子所创。改良派“借用”孔子，“托古改制”，“借用”旧经，鼓吹变法，为的是想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依援孔子儒经，以完成他们的维新大业。然而，压力没有减轻，斗争更加复杂。
    在中国封建统治的历史长河中，儒家经学一直是封建文化的主体，尽管儒家思想内部有着代表不同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派系斗争，但崇奉孔子却是一致的。他们既以儒家经籍为法定的课本，又把孔子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儒家思想的传统影响，孔子经书的朝夕熏陶，容易锢蔽视野，“述而不作”，你要革新，就说是“圣人之法”不能“矫然易之”。既用“祖宗之制”来压人，也用孔子之经来欺人。这点，维新人士是有切身体会的。他们用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也就是所谓“欲托孔子以行其术”。这样，守旧势力就激烈反对，并在维新与守旧斗争的同时，又有着“翼教”、“护圣”的内容。
    康、梁主张学习西方，使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鼓吹资本主义的平等、民权学说。湖南封建守旧势力认为封建纲纪不容动摇，决不容许“用夷变夏”，说什么“中国自古为君主之国，其权不可下移”（注：叶德辉：《读西学书法书后》，《翼教丛编》卷四第70页。）。孟子虽然有过“民为贵，君为轻”的话，但“民为贵者，君贵之，非民自贵之也，且非贵民权也”。康、梁宣扬民权，是“欲煽惑我中国之人心叛圣清入西籍耳”（注：叶德辉：《正界篇》下，同上书第31页。）。说什么“西人有君主，有民主，君有君之史，民有民之史，中国自尧、舜禅让以来，已成家天下之局，亦以地大物博，奸宄丛生，以君主之，犹且治日少，乱日多，以民主之，则政出多门，割据纷起”（注：叶德辉：《輶轩今语》，同上卷三第13页。）。“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注：《賓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同上卷五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