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对康有为等信奉的今文经学加以攻击。认为康氏的借用《公羊》，只是“志在干禄”，并非《公羊》旧说。说：“刘逢禄辈出仕满洲，有拥戴虏酋之志。而张大《公羊》以陈符命，尚非公羊之旧说也”（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十七号。）。康有为等“说甚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注：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六号。）而已。
    接着，章太炎发挥清代古文经学派开创者顾炎武经学思想中的实践内容，从那里借用语言，汲取思想。如说：
    “原此考证六经之学，始自明末儒先，深隐蒿莱，不求闻达，其所治乃与康熙诸臣绝异。若顾炎武者，甄明古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在兴起幽静，感怀先德。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且持论多求根据，不欲以空言义理以诬后人，斯乃所谓存诚之学”（注：章太炎：《衡三老》，《民报》第九号。）。
    又说：
    “宁人居华阴，以关中为天府，其险可守，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材高矣。”
    “吾以为天地屯蒙之世，必求居贤善俗，舍宁人之法无由！吾虽凉德，窃比于我职方员外”（注：章太炎《革命之道德》，《民报》第八号。）。
    可知章太炎对顾炎武的敬仰。他对顾炎武的“甄明古韵，纤悉寻求”既未遵循，对顾炎武的“兴起幽情，感怀先德”更表敬仰。认为顾炎武“持论多求根据”，是“存诚之学”，讲“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可以在古文献中激厉民族主义感情。
    章太炎继承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在文字、音韵方面都有创见。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汲取顾炎武经学思想中的实践内容。他以为“当初顾炎武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碣以传示后世”，从而也想在“古事古迹”中，找寻“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他认为中国人要爱惜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如果“晓得中国的长处”，那么“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注：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六号。）。语言文字、典章制度，正是古文经学家所擅长的，章太炎不仅叫人懂得这些，而是要激发人们的“爱国的心思”，认识到目前是处于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之下，处在满洲贵族的种族压迫之中，要“爱惜自己的历史”，就必须进行“排满”革命。
    这样，在他的论著中，就充分赞扬和发挥顾炎武的思想；引用顾氏所举“知心”、“重厚”、“耿介”而益以“必信”，以阐明“革命之道德”；援用顾炎武所述“师生”、“年谊”、“姻戚”、“同乡”等“旧染污俗”以箴砭新党的“自相引援”。所谓“引致其途”，“朽腐化为神奇”，对当时的革命来说，确是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其次，章太炎运用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搬弄儒家经籍，讲解“华戎之辫”，热衷宣扬满、汉矛盾，说明今之“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人之政府”。搬用儒家经籍，加以涂饰。
    照此说来，章太炎的提倡古文，反击今文，旨在宣传“排满”。他不是单纯地继承古文经学派的治学方法，而是将顾炎武经学思想中的经世涵义进一步发挥，并适应新的时代特点，为“排满”革命服务。他的学术研究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而搬用的还是传统儒学。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发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利用古文经学鼓吹“排满”革命。他们都没有摆脱儒学的羁绊，而与传统儒学有着密切的关联。
    戊戌变法距今已有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甲午战争以后，由变法维新而推翻帝制，正是社会动荡、思想启蒙的重要阶段。随着社会的变迁，必然影响到文化思想，而文化思想的转移，又反过来影响了社会变革。综观戊戌辛亥间文化思想的转移，既经过尖锐的斗争，又和传统儒学有着密切的关连，探索这些问题，在充分估价其复杂性外，还需考虑中国的国情予以确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