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戊戌辛亥间，社会动荡，发展迅速，人们的思想也随之转移，有随时代而进的，也有逆时代而动的。无论是“进”还是“退”，都是当时政治动荡的反映。
    1891年，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据梁启超记述当初谒见康有为的情况说：
    “（庚寅）其年秋，始交陈通甫（即陈千秋），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举，且以时流所推重之训诘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冰水浇背，当头一捧，一旦尽失其所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谈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注：梁启超：《三十自述》。）。
    梁启超说得很清楚，他之所以离开广东最高学府而到万木草堂，是因为康有为所讲和传统的学习不同，是因为和时流所推重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不同，是因为他敢于“更端驳诘”“无用旧学”，是因为他除讲传统儒学外，还讲“史学”、“西学”。也就是说：由于康有为讲学时，冲击了旧的封建传统，批判了旧学，讲习了新学。此后，梁启超主编《时务报》，享有盛名，也因为他引用康说，推衍新学。有人说：“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美，争礼下之，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注：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梁启超传》。）。其实，他们推颂梁启超，不只是因为他“语言笔札之美”，还是因为他的文章中有了“新学”的新内容，从而为士大夫所推誉；也正是因为如此，引发了一些士子思想的转移。
    维新变法，是要“维”资本主义之“新”，“变”封建主义之法。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在封建势力的压制下，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皇帝的权威是不可触犯的，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权威是不可触犯的。如果宣传孔子不值得迷信，在当时是不会得到多数人的同情的，不如利用孔子迷信，进行改造。他自己就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版第267页。）。于是重搬儒术，利用当时迷信孔子的心理，把孔子乔妆打扮，拚命神化，使迷信孔子的人，信奉改装了的孔子的神。那么，康有为向西方学习，又不能摆脱封建的束缚；要改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又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封建卫道者的借孔子以维护封建秩序极为不满，又想依援孔子儒经实行他的维新大业。从而塑造出“托古改制”的孔子，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把封建时代的大圣人，演为维新改制者，要的是资本主义的新制，用的是封建主义的“旧方”，这正说明了中国封建传统影响是何等顽固，儒教的精神枷锁是何等严酷。
    传统儒学、孔子偶像在知识分子中浸渍很深，因此在分析戊戌辛亥间知识分子的思想转移，就不能不注意儒家思想的影响。这点，下文还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