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还强烈呼吁废科举、办学校，以培养人才。《强学报》初设，就提出“学校兴而积习变”（注：《开设报馆议》，《强学报》第一号。）。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还连载《论学校》，强调“变动科举”，设立学校。在新思潮的推动下，新的学校陆续开设，旧的书院也有不同程度的改造。
    清代延袭明朝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用八股文，取“四书”、“五经”命题，生员自少至壮，“束缚在八股贴括之中，若惟恐其民之不愚也者”。多少年来，“以科举为利禄之途”，“得之则荣，失之则辱，为空疏迂谬之人所共托久矣。科举不变，则虽设有经济常科，天下士人谁肯舍素习之考卷墨卷，别求所谓经济哉？是欲南辕而北其辙也”（注：康有为：《请改八股为策论折》，代宋伯鲁拟，1898年6月10日，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3页，收入拙编《康有为政论集》第264-265页。）。康有为还上《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对“今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以致“东涂西沫，自童年而咿唔摹仿，妃青俪白，迄白首而按节吟哦”加以批评（注：康有为：《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1898年6月17日，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3页，收入拙编《康有为政论集》第269页。）。从而争取到“自下科为始，废八股为策论”（注：6月23日，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九第16页。），“命此后考试，以实学实政为主，不凭楷法”（注：7月19日，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一第一--二页。），以及“变通科举，嗣后一经殿试，即量为授职，并停朝考一场”（注：7月21日，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四八第4页。）等上谕。
    “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京师大学堂终于开设了，在光绪皇帝的“上谕”中说：“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英才，现据该王大臣详拟章程，参用泰西学规，纲举目张，尚属周备”（注：1898年7月3日，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九第13-14页。）。在总理衙门筹设京师大学堂章程的第二章第二节说：“西国学堂所读之书，皆分两类：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专门学者，每人各专一门者也”，并“略依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规定普通学课程为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至于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五国的语言文字学，“每人自行认一种”。高等学为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十种（注：《中国近代教育史料》第一册第135-147页。），已具有近代高等学校的教学规模。
    与此同时，各省县也纷纷开设学校，以上海为例，也有南洋公学（1896年，交通大学前身）、上海育才书塾（1896年）、上海三等公学（1896年）以及女学堂等。一些旧有书塾，也有不同程度的改革。这样，知识分子就不是专读“四书”，专习书法，而是增加了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新知识。连封建时代宣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妇女也有女学堂了。1902年，清政府又进行学制改革，颁布了大学、中学、小学等钦定章程。
    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提出的出国游学，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议复：“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第2页。）。变法失败后，续有“广派游学”的上谕。留学生以留学日本为多，据调查，1902年，前往日本留学的即有湖北、江苏、浙江、广东、湖南、直隶、安徽、福建、四川、江西、贵州、山东、陕西、广西、奉天等男女272人（注：《光绪壬寅政艺丛书》上篇一卷五号。），实际数字当远不止此。此后，人数激增，除公派外，私有自费留学的，也不是个别现象。再不是过去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了。
    教育制度的改革，是当时政治的反映；而改革后的教育，又予当时政治以重大影响。
    首先，自戊戌时期宣传民主，反对封建以来，对旧有的封建体制起了很大的冲击。
    当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提出“逆乎常违”，他在学生的帮助下，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者对一向认为“圣人之书”的经典发生怀疑，对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古文经学加以批判，对封建的传统观念加以反击。把过去封建社会视为偶象的孔子塑造为改制的孔子，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的孔子。推翻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旧说，甚至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等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也申张康说，从人们信奉的儒经中引出他们宣传民主的根据，如说“保民为孟子经世宗旨”，井田为“大同之纲领”（注：梁启超：《孟子界说》。）。“当知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其罪大者曰秦始皇，曰元太祖，曰明太祖”（注：梁启超：《读西学书后》）。“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注：湖南时务学堂《学堂日记梁批》，见《觉迷要录》卷四第3页。）。谈民主，抑君权，在当时确实是起了振聋发瞆作用的。时务学堂虽不断遭到摧残，但它培养了一批新学士子，促使了他们的思想解放。如林圭、田邦濬、蔡钟浩、秦力山、李炳寰、蔡钟沅，都是当时时务学堂的学生，后来成为自立军起义骨干，有的还参加了兴中会。
    其次，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不仅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也注意西方的自然科学。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列了十五门，即生理门、理学门、宗教门、图史门、政治门、法律门、农业门、工业门、商业门、教育门、文学门、文字语言门、美术门、小说门和兵书门。上揭北京大学章程中也有不少自然科学科目。这使知识分子再不像过去那样束缚在“四书”、“五经”的诵读，而是扩大视野，潜研科学。清末民初一批出国留学生中，就拥有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他们致力于中国各项建设事业或高等教育，把学成的技术付诸实施或传播发挥。有的还参加革命，如著名科学家李四光于1902年留学日本，参加了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
    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各门社会科学，都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范畴。自然科学则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经验，即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它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并反转来推动生产的发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社会科学的发展，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有推动作用，而自然科学的成果，也每为社会科学所吸收。由于中国过去长期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剥削阶级偏见的束缚和生产规模狭小的限制下，中国经济处于停滞、落后的状态，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却促使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要求中国富强，要求变法维新，非常注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作用。从此以后，教学制度的改革，把自然科学列入主要课程，出国留学的士人研读自然科学的专业，这样，对社会的进步，政治的改革，无疑是会起推动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