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受历史条件和出身经历的限制，顾维钧的外交实践活动并非无懈可击。如他过分依赖美国的支持，“假外国势力以抑日本”，[42]即“联美抑日”，虽然这在当时是唯一选择，但其成败，要取决于美、日双方的斗争与妥协，双方斗争，特别是不可调和的斗争，其结果可能会有益于中国；而一但双方妥协，被牺牲、被出卖的就是中国了，可见“联美抑日”是脆弱的。再如，顾氏过分强调外交人员的作用，对于国内人民在拒约运动中表现出对国家内政外交大计的强烈参与意识持观望态度，在这方面，他不如王正廷会借助民气和借助舆论。
    总起来看，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担任了一个大放光彩的角色，巴黎和会是他漫长外交生涯中较为得意的一笔，这一笔也记载着他对国家、对民族所做的贡献。
    注释：
    [1]详见吴妙发《乔冠华与联合国》，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版。
    [2]早期观点如金问泗文章《山东问题之我见》，台湾《传记文学》第9卷第1期。最近代表性观点如陶文钊先生在中华民国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见《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一期，第287页。又如张振鹍先生文章《论不平等条约》中的观点，见同刊同年第二期第9-10页。
    [3]参见邓野先生两篇文章：《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6年第二期。《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维钧其人》，载《近代史研究》杂志，1996年第六期。
    [4]见《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1918年1月8日）》，载《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5]《顾维钧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页。
    [6]同[5]，第162页。
    [7]参见其回忆录，及顾1917年4月9日致北京段祺瑞政府电文，载《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4、185页。
    [8]同[7]。
    [9]《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396页。
    [10]同[5]，第165页。
    [11]同[5]，第170-171页。
    [12]见《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13]同[12]，第153页。
    [14]同[12]，第199页。
    [15]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19-321页。
    [16]同[15]，第263页。
    [17]同[15]，第264-267页。
    [18]《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
    [19]朱心佛编：《还我青岛》，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6页。
    [20]同[18]。
    [21]同[18]，第67页。
    [22]同[15]，第305页。
    [23]同[18]，第58-63页。
    [24]台湾《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第9页。
    [25]香港《春秋》杂志，1988年1月16日第733期第36页。
    [26]同[5]，第211页。
    [27]见《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转引自邓野先生《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6年第二期，第143页。
    [28]见《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56页。
    [29]转引自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
    [30]同[28]，第320页。
    [31]顾维钧《巴黎和会的回忆》，台湾《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
    [32]同[29]，第148页。
    [33]《申报》1919年6月26日，龚心湛对报界的谈话。
    [34]同[12]，第219页。
    [35]同[5]，第202页。
    [36]同[5]，第208页。
    [37]金问泗《山东问题之我见》，台湾《传记文学》第9卷第1期第10页，金从顾多年。
    [38]同[12]，第220页。
    [39]同[12]，第222页。
    [40]同[12]，第223页。
    [41]同[5]，第211页。也可参见邓野先生文章，见[3]。
    [42]同[15]，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