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合·乔治诘问中日成约与三巨头方案，中国愿意接受哪一个。
    顾驳覆，中国均无法接受。
    威尔逊提议中国先接受方案，俟加入国联后，借助国联再解决山东问题。
    顾明白接受方案，则使日本获利山东成为事实，国联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遂如实做了答复。
    威尔逊搪塞“条约的神圣”。
    顾即回答：“应该防患于未然，如果不幸的条约对未来的持久和平不利，现在就应该解除这些不幸的条约。”[23]
    谈判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这次会议之后，山东问题交涉急剧恶化，失败景象渐露，“废约”、“联美”、“抑日”等均渐次落空。5月2日，林长民在北京《晨报》上披露交涉失败消息，5月4日就爆发了五四运动。
    同强国的地位相比，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上只享有三等国的地位。然而，在大型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侃侃而谈，为国申辩，近代以来还不曾有过。尽管直接收回山东主权的交涉活动，以及“废约”的努力未取得直接成果，却使“全世界皆知其曲直所在”，[24]许多西方人士理解并同情中国，并从顾等的身上一睹新一代中国外交官的风采，中国代表在交涉活动中不卑不亢，远非前清时外交人员颟顸懵懂可比，这种对照，不能不使外人刮目相看。
    内修团结和睦外争合理公正
    中国代表团组团时，南北政府为显示一致对外，决定共同派员参加，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到达巴黎后，允诺南方军政府的王正廷为第二代表，并定顾为第三，施为第四，魏为第五代表，并将此序报和会。但北京政府不愿看到体弱多病的陆不能视事时，依序由南方代表主持全局，遂训令改为顾二王三，王见公文疑陆爽约，扬言退出代表团。老资格的施也因位序居后而不快，代表团遂起纷争。
    顾、王因名次变更失和，除了个人因素外，主要是由各自代表的政治势力不同造成的，但两人在交涉活动的大政方针方面基本一致，他们是代表团中的活跃力量，后来俩人还一致成为代表团中坚决的拒约派。只是二人私人关系会后破裂，终其一生未能改善。[25]
    施肇基是顾赴美留学时的领队，对于这位长辈，顾一直尊敬有加，为消除嫌隙，顾曾自请退居末位，并设法修补施、陆关系，成效虽微，但顾为维护团结，毕竟尽了力。
    4月30日，和会三巨头最终同意日本的要求，将山东条款列入对德和约的第156、157、158三条，德国将山东权益转交日本。
    这样，对德和约签字与否，成为横亘在中国代表团面前的巨大难题。签字意味着承认日本取得山东权益，必将遭到全国人民特别是山东人民的坚决反对；不签字则不能成为国联成员国，会失去和约中若干有利部分，如赔偿损失、辛丑赔款，撤废领事裁判权等等，所虑最大的，是青岛已在日军控制下，不签也很难立使日本撤军。
    陆徵祥不愿签字，也不赞成简单的拒约，他提出有条件签字，即在山东条款旁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的保留意见，这样既可顾及中国利益，又可兼顾与列强关系。5月6日，陆向和会正式提出保留意见，但遭拒绝。此后，代表团为力争保留签字，进行了最后阶段的、困难曲折的、屡败屡战的交涉。
    5月至6月，中国代表团被一种失败的黯淡气氛所笼罩。和会之初，中国获胜希望很大，巴黎云集了一批国内去的政界要人和名流，现在则“一个个溜之大吉”。[26]5月28日，代表团开会商讨对策，王、顾先后发言反对签约。顾说：“山东形势关夫全国，较东三省厉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自相纷扰。”[27]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赞同签约，陆当时没有表态。这次会议竟成为代表团最后一次会议，会后，代表团成员走的走，散的散，三、四十人的中国代表团分崩离析。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是受到当时朝野高度重视的，以当时条件，中国代表团汇聚了一批最优秀的外交人才，尽管代表们各自的出身背景各异，在一些次要问题上纷争不断，但在大局上，大家还是遵从了一致对外的原则。代表团中交涉活动最繁忙、贡献最大的是顾，但必须指出的是，顾成绩的取得，是与其他代表，特别是主要代表陆、王的支持、合作分不开。有关资料表明，顾与陆在某些具体事务上有分歧，与王有个人意气之争，但他们在原则立场上是大体一致的，特别是交涉活动后期，他们共同成为占多数的拒约派，从而保证了中国代表团主流上的正确性。
    实际主持工作坚决拒签和约
    当列强炮制的对德和约山东条款出笼后，国内民众闻之哗然，“全国舆论鼎沸，愤懑达于极点”。[28]自五四以后，广大学生、知识分子、各界群众和部分统治阶层中的民族主义者、爱国将领等等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约运动。爱国民众通过请愿、游行、集会、发表通电等等方式，表达他们反对签约、惩治国贼的强烈愿望。呼吁拒约的电文象雪片一样飞向北京政府和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北京政府“接各种团体来电日数十起”，中国代表团至和会结束所接各种电报“共七千通”。[29]民意如此，使得北京政府惶惶不安，“签字与否，颇难决定”。[30]给代表团的训令忽而是签，忽而是拒签。
    “我国人民愤激，而政府不敢采取正大光明之政策，对日而反采暧昧态度”。[31]在此情况下，受亲日派皖系制约，而本身又无多大实力的徐世昌政治地位越加虚弱，无意也无力承担签字或不签字的责任，把责任推给内阁，称“此种重大问题，皆听阁议解决，余实毫无办法……”。[32]过渡性的内阁总理龚心湛复推给代表团“审度情形，自酌办理”。[33]
    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徵祥是位谨小慎微的官员，先前因无力弥平内部磨擦，曾一度出走，数度请辞。在签约与否问题上，他虽然有自己的主张，即保留签字，否则拒签，但北京政府首鼠两端、莫可适从的“训令”使得他不敢有为。6月4日，陆因心力交瘁住进医院，交涉事宜推给了顾。陆向政府报告说：“届时祥如果不能行动，拟即派顾使在会签约”。[34]这样，代表团的主持工作、签约的实权戏剧性地落在了顾维钧身上。后者在挑战面前没有退缩，他开始了最后阶段的交涉。
    顾维钧主张拒约，但又觉得简单的拒约有可能给中国带来不利后果，“保留是我们最后的办法了，必须竭尽全力争得保留，使中国免遭伤害”。[35]他坚信：“如果中国力争保留完全失败之后拒绝签字，将会得到国内外舆论的支持。”[36]随后，“顾氏各方奔走，会晤颇多”。[37]6月24日，顾向和会秘书长提议，将中方意见在签字仪式前，“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留”，[38]未被同意。26日，顾往见法外长毕勋提出将保留意见附于约后的想法，毕勋回绝道：“附于约后，仍为条约之一部分，亦万难办到。”[39]顾退到最后一步，设法在会上发表口头声明，签字日（28日）晨，顾急见和会秘书长，结果仍遭拒绝。在最后的外交努力失败后，中国方面选择了拒签对德和约。
    拒约，标志中国代表团就山东问题的交涉活动失败了，但事物都有两面，从另一方面看，拒约的实现，中国也有所得：第一，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多是“始争终让，几成惯例”。[40]这次在帝国主义列强集体面前，敢于说不，勇敢捍卫国家尊严，尚属首例。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足以使列强震惊，迫使他们意识到中国应当得到尊重。第二，拒约顺从了民意，也激发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民气，随着对列强“维持公理”幻想的破灭，中国人民更加懂得了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改变国家的地位。第三，拒约使中国免受山东条款束缚，日本陷入尴尬境地，山东问题成为国际关注的悬案，从而为重新提出和解决这一问题铺平了道路。第四，从更广泛和深远的意义上讲，这次拒约大大迟滞了不平等条约的蔓延和毒害，转而开始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从此，对外关系开始由被动走向主动。笔者认为，巴黎和会在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的重要地位，就在这里。
    拒约的最后决定，是中国代表团“自己作出的，并非北京训令的结果”。[41]代表团的中坚人物，最后掌握签字权的顾维钧在这方面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简短的评论
    山东问题不是仅限于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外交问题，更是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等等矛盾的交汇点，情况复杂多变，斗争尖锐突出。拒约的实现，首归民众拒约运动，这是没有什么疑问和以往研究中极为重视的，但忽视中国代表团的努力，特别是陆、王、顾的贡献也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历史科学精神的。进一步讲，在五代表中，笔者认为顾维钧的实际作用与贡献是最大的。
    我们考察顾氏在巴黎和会期间的外交实践活动，就会发现，顾绝不是一位奉命唯谨，照本宣科的单纯事务官，他是一位有思想、有策略、勇于任事、敢作敢为的外交家。他抓住了历史机遇，将少年时代怀有的谋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理想坚定地付诸实施，将个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民族的意志融为一体，汇成一股强大动力，共同推动“废约”进程开始启行。
    还要指出的是，顾氏在整个外交实践过程中，灵活地运用外交技巧，尽其可能地达到目的，在拒签对德和约后，顾经过认真研究，发现通过签订对奥和约，中国仍然可以成为国联成员，并享受战胜国待遇，从而减轻了拒签对德和约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