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西方科学主义历史哲学面临的问题当代西方科学主义历史哲学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新观点，尤其是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新实证主义学派对历史认识的逻辑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正确指出了理论和演绎逻辑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克服了传统实证主义单纯强调经验观察和归纳的弊端，从而标志着西方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结构主义学派强调模式、系统在历史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相对完整地把握历史认识的对象，主张从全局出发统揽局部或从结构出发认识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合乎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要求。
    但是，当代西方科学主义历史哲学也面临着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当代西方科学主义历史哲学家大都否认历史具有客观的发展规律。新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家亨佩尔虽然承认所谓“普遍规律”的存在，从而比其他西方学者更接近于科学的门槛，但是他所说的普遍规律依然是主观的规律，而不是客观的规律。他把普遍规律说成是一种“关于普遍条件的陈述”、一种“普遍形式的假设”或“普遍假设”，这在肯定历史认识要以关于普遍规律的理论假说为前提的意义上说是正确的，然而由此而否认普遍规律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性就难以服人了。他在谈到那种“广为流行的”关于历史学不应探究普遍规律的观点时就曾说过：这种观点就其否定“普遍规律在科学的历史研究中的理论作用”而言是“断然不能接受的”，但就其“作为对某些历史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某类问题的归纳而言却是“不能否认的”。换句话说，历史研究需要以普遍规律的假设为指导，而客观的历史本身并不一定存在普遍规律。他由此得出结论：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所使用的普遍规律或普遍假设并不来自客观的历史本身，而是“全部来自自然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5）。另一位新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家波普尔则对历史和历史学探讨的普遍规律却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度。
    结构主义历史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声称要揭示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背后的秩序、系统和结构，并且主张为此而建立模式或制定“结构组合”的“可能性一览表”。实际上，他在这里所说的秩序、系统、结构、模式和可能性一览表都是某种规则或规律，因为它们“都试图表达物理的与社会的现实的某个方面，甚至进而表达这两类现实彼此所维持的关系，以及象征系统本身所维持的关系”（16）。那么，这些以秩序、系统、结构、模式和可能性一览表的形式出现的规则或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吗？列维-斯特劳斯对此做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诸如结构、系统、模式之类的东西都来自“集体现象的下意识本性”，因此社会现象中的规则性终究不过是人们心灵的产物，而不是不以人们的精神为转移的现实的客观存在。在他看来，不但共时性的结构如此，而且历时性的结构成分之持续组合也来自某种“下意识系统复合体，其中每一系统都影响社会现实的一个方面或一个层次。（这些系统）好象被投射到一种时间的维度上去，其厚度赋予共时性以坚实性，而且如果欠缺时间维度的话，共时性就会瓦解为触摸不到的、空虚无力的本质，瓦解为现实的鬼影”（17）。这样一来，人类社会历史中的规律性就丧失了任何现实的、客观的基础。
    其次，当代西方科学主义历史哲学家大都夸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他们大都反对传统实证主义所主张的单纯的、绝对真实的经验观察和描述，尤其反对兰克所主张的那种完全排除认识主体的影响的所谓“如实直书”的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正确的。然而，他们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致于否认历史认识可以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真实本质和因果必然性，波普尔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认为：人类历史进程与自然进程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历史事件都是独特的而且都受到人类思想的强烈影响，因此历史认识就无法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真实本质。他由此得出结论：历史认识永远是非决定论的、非预言性的、随意性的、设想性的、多元性的、相对性的。他指出：“总之，不可能有‘象它所曾的确发生过的’那种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没有一种对解释的最后定论；每一代人都有权构造他们自己的解释。”（18）他从这种观点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必然性的揭示斥之为命定论式的历史决定论而加以批判，从而最终走向了不可知论。
    亨佩尔同样也夸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认为历史学家大都无法“对其预先假设的普遍规则作出明确的陈述”。因此，他赞成非决定论者的下述观点；作为历史认识之前提的普遍规律或“普遍假设”只是一种“或然性假设”。他指出：“确实，认为历史学提供的某些解释是基于或然性假设而不是普遍性的‘决定性’规律，即处于普遍条件形式下的规律之上，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于是，依据于或然性假设和初始条件，有待解释事件的发生具有极大可能性。但是，无论历史学的解释提供的是‘原因’还是‘可能’性，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从总体上讲，我们即无法清晰地指出解释里所包含的初始条件，尤其是它所包含的普遍假设，也不可能再作明确的补充。”（19）由此可见，他所说的历史认识也就只能达到历史发展的“几率性数值”或可能性轨迹，永远也达不到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新实证主义学派的这一观点在结构主义学派那里又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说过：“结构性历史的思想并没有包含任何足以使历史学家震惊的东西……我们说象征与记号的历史引起了不可预料的发展，这一点并不矛盾，即使它运用了有限数量的结构组合。在一个万花筒中，同样成分的每一组合都产生新的结果。”（20）换言之，历史发展无法预测，无必然性可言，宛如一个万花筒那样随机组合和变化莫测。因此，历史认识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提供这种随机组合的“可能性一览表”，据此来排列历史万花筒中的种种或然性格局，而不能揭示其中的必然性并据此来预测和解释历史发展。历史认识同样也就只能有相对的和或然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