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四编；《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第2编，1937年2月出版；《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1927—1937），“下编”。
    从上表可以看出，Ⅱ类城市工厂的平均资本、工人数要远远大于Ⅰ类城市。Ⅰ类城市工厂的平均资本仅有13276.95元，平均工人数仅有21.49人；Ⅱ类城市工厂平均资本则有51930.94元，平均工人数为177. 92人，分别为Ⅰ类城市的3.91倍和8.41倍。这也说明，Ⅱ类城市工厂的现代工业特征非常明显，而Ⅰ类城市现代工业的特征并不明显，还较多地带有工场手工业的特征。
    上述3组6个城市，每组具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尤其是交通、物产、民风等基本相同；且前者主要条件往往优于后者。因而，上述3 组城市中新式工业的差距，决非地理、交通等因素造成。尤为重要的是，苏州、镇江在近代曾是江苏省会，扬州是古代名郡；而无锡、南通则没有这种作为行政中心的优越条件。这6座城市新式工业的差异， 主要与货币资本的运行方式有关。
    二
    近代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资金短缺是中国新式工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而工业企业资金短缺则是由于近代中国缺乏货币资本的积累。如前所述，苏州、扬州、镇江的货币资本积累雄厚，新式工业却发展迟滞；无锡、南通、常州货币资本积累较少，新式工业却迅速崛起，这是什么缘故呢？
    中国新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缺乏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对雇佣劳动的逐步剥削和相应的积累，因而货币资本的转化成为早期工业资本的主要来源，但下述因素使苏州、扬州、镇江的货币积累难以在当地城市转化为工业资本。
    第一，苏州、扬州、镇江3地货币资本的积累， 源于商人资本独立的发展；而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这些城市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例。
    亚当·斯密指出：“一个城市不但在其邻近各农村都很贫乏都很衰落，而且它所与通商的各个农村也都很贫乏很衰落的情况下，仍可以发达起来，日臻于富强。”（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上册，第366～367页。）。苏州、扬州、镇江在近代以前的发展，就具有这种特征，它们完全依赖贸易和对一般经济都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依靠对不同地区间的剥削而发展起来。明代以前，隶属苏州的刘家港有“六国码头”之称，清中期以前为沙船聚泊之所，转运贸易极一时之盛。苏州作为刘家港的依托腹地，需要为数以千万计的往来商队、富商、巨宦、甚至腰缠万贯的船员提供精神和肉体各方面的消费，因而，苏州“财货所居，珍奇所聚，歌台舞榭，春船夜市，远土巨商，它方流妓。……所谓海内繁华，江南佳丽者”（注：《苏州赋》，载同治《苏州府志》卷三。）。镇江在历史上是太湖地区河漕的中转港和贡运的必经之地（注：详见中国水运史丛书《镇江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4～28页。），明清时代是长江中上游及南北货的中转地，被称为“江南一省乃数省咽喉”（注：[清]郎廷佐：《请舒江南三大困疏》，载乾隆《上元县志》，卷26，“艺文”。）。扬州的繁荣同样与运河航运及盐运有关，自西汉吴王濞时代，扬州即依赖盐业而富，自清末至抗战，扬州仍为盐务和金融业枢纽（注：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而食盐历来是封建官府的专卖物资，食盐交易的兴盛，典型地反映了对不发达共同体的剥削性质。
    由上可知，苏州、镇江、扬州的繁盛，建立在商业资本的发达上，主要依赖转运贸易的地位，“同两极即以它作为媒介和各个生产部门分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卷，第368页。）。马克思指出：“转运贸易的这种垄断权， 从而这种贸易本身，是随着这样一些民族的经济发展而衰落下去的，这些民族从两方面受这种垄断的剥削，其不发达状况成了这种垄断的存在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卷，第3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