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锡、南通、常州在地理、交通、甚至人的商业意识方面，与苏州、扬州、镇江相比，有不及而无过之；前者货币资本的积累又明显比不上后者，但其新式工业的发展却远远超过后者。综其原因如下：
    第一，无锡，南通、常州的新式工业能与当地主要的工副业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无锡在清初即植桑养蚕，因用土法缫丝，植桑并不普遍。机器缫丝兴起，植桑养蚕才获得大规模发展。到1911年，无锡全县桑田面积达30万亩以上，约占全县耕地面积1/4（注：陆子容：《无锡蚕桑发展概况》，无锡《文史资料选辑》（文革前）第二辑，第13页。）。欧战后，丝业资本家还投资创设蚕种场，帮助蚕农改良蚕茧，永泰丝厂、乾甡丝厂皆成绩斐然。无锡传统的纺织业也能与大工业相互结合，有人分析大工业兴起后无锡手工业纺织业的变化：“无锡的纺织业，则由旧式家庭手工业转化到新式家庭手工业，不是小农民脱离市场竞争的副业，而是手工场或大工厂的外在工厂了”（注：转录彭泽益《中国手工业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三卷，第175页。）。
    南通大生纱厂的崛起，不但没有破坏原通海地区传统的土布业，反而与土布业共同获得发展。“通州的土布自使用机制纱为原料以后，产量迅速增加，商品化的过程大为加快，机纱市场也因而日益扩大”（注：该书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第150页。）。1903～1904年间， 仅从通海地区运往东北的关庄布就达15万匹，需用机纱6.66万件，而当时大生纱厂全年12支纱的产量仅有3万件，即使全部供作关庄布原料，尚不及半数。
    刘国钧在接办大纶纱厂时认为：“常州有土布业基础，不能不发展纱厂，否则，即使现有的土布业也难以维持”（注：高进勇：《常州国棉一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欧战后，新式纱厂的创办，促使常州传统手工业进行改良，“农家原来的木织机，渐归于淘汰，而被足踏机取而代之，改良布的织造，大见兴盛”（注：南京图书馆特藏部等：《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1927～1937），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各种层次的织布业反而更加发达，常州3家纱厂的出品远不敷本地需要。
    无锡、常州还有许多小厂以上海大企业为龙头，它们“多属上海大厂家或大批发商之代织者”，这些小厂又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多将原料分发与各乡机户分织，论件给资”（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民光印刷公司1933年2月版，第300页。）。
    无锡、常州、南通新式工业的发展，还抵制了主要来自上海的洋货，在大工业下面形成塔基形的广大手工业，从而使大工业与手工业相得益彰。
    第二，苏州、镇江、扬州3地的货币资本积累均大量流入无锡、 常州、南通，转化为工业资本。
    苏州游资极为丰富，钱庄吸纳存款极其容易，被称为“存款码头”。无锡则工商业需款甚殷，被称为“用款码头”，无锡钱庄常放大于存，“由于这个关系，无锡钱庄与苏州钱庄特别联系得密切，苏州的长期款项一向放与锡庄，再由锡庄转放给工商户”（注：李继曾等：《无锡的银钱业》，无锡《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59页。）。欧战前后，无锡向苏州钱庄拆借金额一度高达2000万银元（注：该书编委会：《无锡市金融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除无锡外，常州、南能也是苏州钱庄放款的主要对象。据调查：“清末以及民国时期，苏州以机器生产的工业厂家寥寥可数，而本埠商铺大户的自有资金亦颇为雄厚，故苏州钱庄吸收之存款在本市难以消纳，不得不转向外埠寻求出路，于是邻近的无锡、常州两城市以及……南通……均成为苏州钱庄放款之主要地区与对象”（注：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无锡、常州钱庄业和工商业兴衰对苏州影响至大，在苏州钱庄业中一向有“无（锡）常（州）一倒，性命难保”之说。
    张謇在南通扩展实业，从镇江、扬州两地钱庄借款颇多。“……在大生赢利时期，银钱业往往把它看作‘摇钱树’，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当时镇扬帮和宁绍帮钱庄经常把往来折子竟相送到大生上海事务所。于是大生便大量向外借款以大肆扩张”（注：该书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
    可见，由苏州、镇江、扬州创造的货币资本积累这个新式工业产生的前提，却在无锡、常州、南通转化为工业资本，从而在这些城市产生了结果。
    第三，无锡、常州、南通的发展得益于上海的辐射功能。
    近代上海的崛起，对苏南地区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具有强烈的吸附功能，将传统商业城市中的商业资本、转运贸易、货币积累直至商业城市的优势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从而使传统商业城市呈衰落趋势，它对苏州、镇江、扬州的影响就主要体现了这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具有强烈的辐射功能，把发达的产业、先进的科技、优质的智力劳动扩散到周边地区，推动周边较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无锡、常州、南通的发展，主要体现了上海在这方面的影响（注：详见茅家琦等：《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8～22页。）。
    美国学者墨菲指出：“现代中国的银行金融业、工业制造、商业行号（以及跟这些行号有关，并且跟旧中国脱离关系的中国新兴阶级），它们都在上海发迹，现在多半仍旧在上海集合，近百年来从上海，像从一个漩涡中心一样，散布各地”（注：[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另外，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也是无锡、常州、南通新式工业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学者们已有较多的论述，兹不再述。
    依赖转运贸易而盛极一时的苏州、扬州、镇江，在近代发展的步伐远远落后于无锡、南通、常州。前者的货币资本积累多流入后者转化为工业资本；前者被上海的吸附功能削弱，后者则得益上海的辐射功能；前者商人资本的运行，与生产脱离，破坏传统的工副业，后者的工业资本则能与当地主要工副业相得益彰。马克思指出：“纯粹的商业城市比工业城市有更多类似过去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页。）。 这也是上述两类不同城市在近代发展情形迥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