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商业利润的货币资本积累，本身并不能独创一种生产方式和完成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马克思指出：“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工业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与此齐头并进，在这里，却完全取决于另外一些情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卷，第371页。 ）。只有当商业资本介入手工业生产过程，才可能促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即使这种拖泥带水的方式，在苏州这个号称“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最为典型”地区，也不多见。据研究：“（苏州）商业资本进入手工业生产过程，与手工业生产结合并加以控制的现象，寥若晨星”（注：段本洛等：《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 123页。）。
    由于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例，苏州、镇江、扬州商业资本没有引起旧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如说保存了这种方式，把它作为自己的前提予以维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卷，第374页。 ）从而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新式工业发展造成障碍。
    第二，上海经济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引力中心，使苏州、镇江、扬州的商业资本和货币积累围绕上海这个中心运转，并成为上海经济的附属和补充。
    依赖转运贸易为基础的商业资本，往往随着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而衰落，这种衰落不仅表现为个别特殊商业部门的衰落，而且也表现为纯粹商业城市优势的衰落和这些城市商业财富的衰落。
    首先，上海作为近代运输中心的崛起，分流和夺走了苏州、镇江、扬州的大部分转运贸易。
    转运贸易与生产部门分离的不稳定性，使依托转运贸易繁荣的城市特别容易为经济更为发达的城市取代。清代中期以后，随着浏河的淤塞，沙船改泊上海，刘家港的繁华一去不返，苏州也趋于衰落。（注：此处曾受吕作燮先生的启发，识之以示谢意。）上海开埠后，外资轮运业在上海纷纷创设，对整个长江中下游传统航运业冲击巨大，夺走了镇江等港口相当部分货运业务。据载：“中国人充分感觉到把他们的货物交外国轮船运输能有迅速和安全的优点，他们知道外国轮船可以在任何季节和季候风里航行，同时，他们也很精明，他们重视用外国轮船运货可以保险的方便”（注：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1272页。）。与外资轮运业相比，“内地商船资本甚大，……捐饷亦巨，嗣因停滞不行，生意淡泊，颇形不足”（注：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1288～1289页。）。随着20世纪沪宁铁路的通车，苏州、镇江、扬州转运贸易地位很快移聚到上海一地。
    其次，上海的秩序和环境，始终是吸纳内地货币资金的巨大磁场。
    亚当·斯密指出：都市中的“秩序、好政府以及个人的自由安全”，是吸引乡村富裕居民的“避难所”（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上册，第366页。 ）。自太平天国时代，江、浙一带“沪绅巨贾，争趋沪滨”，使内地资金涌集上海，到20世纪30年代，内地社会动荡，资金继续向上海集中。“乡村中的富有者群纷纷逃避到大城市里来；他们来时不是空着手的，而是满载金银财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底多方报告，年来散户买卖大形增加，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从乡村中逃来的富户”（注：薛暮桥、冯和法：《〈中国农村〉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591页。）。除了富人直接将货币资金携带到上海外， 每年还通过商品交易、赋税缴付、债务往来、田租折金等关系，使资金大量集中到上海。据统计，仅1931年，苏州、镇江、扬州向上海净流出银元数分别为100000元、1250000元、150000 元（注：马乘风：《最近中国农村经济诸实相之暴露》，《中国经济》创刊号，1933年4月15日出版。 ）。
    上海吸走了苏州、镇江、扬州的贸易和资金，使这些城市与上海成为反方向发展，这些城市的衰落成为上海繁荣的前提，上海的繁荣成为这些地区衰落的必然结果。
    第三，苏州、镇江、扬州的商业资本逐渐依附于上海外商洋行，成为买办网络的组成部分，从而失去独立联接生产部门的能力，不但不能使货币财富的积累与主要的传统工副业同步发展，而且使货币财富的积累建立在破坏传统工副业的基础上。
    首先，上海开埠后，外商洋行纷纷创设，将内地大量钱庄、商号纳入买办化的购销网中。20世纪30年代以前镇江钱庄派驻上海的总代理处润昌栈即依赖为上海洋行提供信用保证、收解汇兑而盛极一时。在繁荣时期，润昌栈钱庄每日收解总额达400～500万两，润昌栈在镇江、扬州、南京等地设立的钱庄达数万家。润昌栈利用向上海吸收的资金为上海洋行推销洋货、收购土产，成为依附于洋行的买办性商业网中的一环（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3页。）。与此类似的苏州商业资本的积累， 也大量依附于上海的外商洋行、洞庭严家、席家、万家等钱业巨擘，皆兼有买办身份。
    苏州、镇江、扬州的商业资本和货币积累依附于上海（主要是外商）金融业和工商业，从而失去独立进入生产部门、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能力。
    其次，作为买办性商业网的组成部分，苏州、镇江、扬州的商业资本和货币积累，未能与当地主要传统工副业有机结合，反而破坏了当地主要传统工副业。
    1846年，包世臣描述苏州一带传统手工业遭破坏情形：“木棉梭布，东南杼轴之利甲天下，……今则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销减，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注：包世臣：《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安吴四种》卷26。）。据1934年的调查，20世纪初镇江地区织造生丝的机房遍布全县，年收入达百余万元，“今因机器工业发达及洋货的输入，乃一蹶不振，销（消）灭殆尽”（注：戴日镳：《砖墙瓦盖与镇江农村》，《农业周报》，第3 卷，第50期，1934年12月21日刊印。）。这种情形与无锡、南通、常州等地迥然不同。农村传统工副业与新式工业不能同步发展，既使传统工副业受到破坏，又使新式工业受到阻滞。
    另外，如同茅家琦先生指出的那样，地理条件的恶化也是镇江、扬州等地衰落的原因（注：参见茅家琦《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但由于与之对比的城市常州、 南通的地理条件并不比恶化后的镇江、扬州优越，无锡也不比苏州优越，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苏州、镇江、扬州在近代虽然积累了雄厚的货币资本，但却大量流向上海，成为上海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来源之一；尤其是它们与外国资本结合，转化为依附于洋行的买办资本，失去了独立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能力，并把旧的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生存的前提，因而这些城市的货币资本积累虽大，但新式工业的发展却相对迟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