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纪年的推算和考订
    我国明代学者根据汉文史料，首先推算了西辽王朝的纪年。完成于成化十二年（公元一四七六年）署名商辂等编撰的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对西辽王朝的纪年做了推定；为醒目起见，代为列表附后（见表一）。
    根据这个纪年表，西辽王朝共存在七十七年，起于公元一一二五年，迄于一二○一年。《续资治通鉴纲目》独于两位女主未列年号，这可能是所谓“正统”的笔法。清初学者万斯同的《纪元汇考》基本接受了这个纪年表，只是给感天太后和承天太后分别添补了“咸清”和“崇福”的年号，而且两后和夷列都是即位当年改元。这样各帝在位的年数就成为：耶律大石十一年，萧氏六年，夷列十二年，普速完十四年，直鲁古三十四年，共计七十七年。
    《续资治通鉴纲目》的西辽纪年所依据的材料是上列的汉文史料（一）、（二），即《辽史》卷二十九和卷三十有关西辽纪年的部分；但是这部分材料在剪裁、编排上有许多问题，如不详加考核，并参证其他史料，必然会产生某些错误。乾嘉时代的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指出：“唯《辽史》于延庆三年建都之后，即云改延庆为康国元年，又云康国十年殁，似大石在位止十二年。明人续《纲目》续《通鉴》者，大率因此致误，曾不一检照后文何也 ！商氏《续纲目》，薛氏、王氏《续通鉴》，所载岁月俱未足信。”他举出五条论据，证明西辽之亡绝不在辛酉宋嘉泰元年（公元一二○一年），而在屈出律奔契丹之后［见上列汉文史料（三）］，即在戊辰（公元一二○八年）之后。钱大昕对西辽世次纪年研究之后，做了如下表述：
    “大石以甲辰岁自立，改元延庆，即宋宣和六年；在位二十年而殂，则宋绍兴十三年癸亥也。其妻称制，号感天太后，当是绍兴十四年甲子，称制七年而卒，则宋绍兴二十年庚午也。大石子夷列嗣位，在绍兴二十一年辛未，立十三年而殂，则宋隆兴元年癸未也。其妹称制，号承天太后，当在宋隆兴二年甲申，称制十四年而被杀，则宋淳熙四年丁酉也。夷列子直鲁古嗣位，在宋淳熙五年戊戌，立三十四年，而为乃蛮所灭，则宋嘉定四年辛未也。《辽史》称大石建号万里之外，虽寡母弱子，更继迭承，几九十年。以大石在位二十年，合二后二主年数，恰八十八年。然则延庆当有十年，并康国十年，乃合在位二十年之数。”
    （《十驾斋养新录》卷八“西辽纪年”条）
    其后，汪远孙于一八二二年又“推钱氏之意，辑《西辽纪年表》”。该年表是逐年排列，现简化附后（见表二）。
    钱大昕一汪远孙的《西辽纪年表》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如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和一九七九年新版的《辞海》所录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但是许多学者对耶律大石的“延庆”年号从何年开始和承天后普速完被杀于何年（或者说直鲁古即位后是否次年改元）尚有异议。
    国外学者对西辽纪年的推断、排定，因受史料的限制则比中国学者晚得多。瑞典学者多桑在其一八二四年出版的《蒙古史》第一册中排列出西辽的纪年，现代为列表附后（见表三）。
    多桑的西辽纪年表主要是根据冯秉正的《中国通史》，而冯秉正之书所依据的材料又是《续资治通鉴纲目》，所以多桑的西辽纪年表则不可避免地受到《续资治通鉴纲目》的影响。多桑虽然不能直接阅读汉文原始材料，受到了限制，但是作为一位卓越的史学家，他并没有全盘接受《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纪年表，而是考虑到我们上列的汉文史料（三），即《圣武亲征录》的材料，并且利用了他当时所掌握的穆斯林材料，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指出西辽亡于伊斯兰历六○八年（公元一二一一／一二年）。这同中国卓越的史学家钱大昕在他之前做出关于西辽灭亡年代的判断是一致的。他们的判断为今天所发掘的新的穆斯林史料证明是正确的，下面我们将讨论这一问题。
    马尔夸尔特也是对西辽纪年表的确定做出贡献的学者之一，但是笔者对他的《东突厥方言研究》一书未得寓目，只能作一间接介绍。马尔夸尔特的西辽纪年表发表于一九一四年《东突厥方言研究》一书中。他首次使用了我们上列的穆斯林史料（一），即伊本·阿西尔《全史》关于第一位菊儿汗死于公元一一四三年的材料。他认为《辽史》关于西辽的年代大部分是错误的，“特别是王朝的结束年代一二○一年”。这是由于他本人不能直接使用汉文史料，而凭借译成西方文字的汉文史料的原故。当时这些译成西方文字的汉文史料，有的汉文史料本身有问题，如《续资治通鉴纲目》，有的翻译上有问题，如布莱特施奈德尔关于《辽史》卷三十“西辽本末”的译文，这引起一个治学谨严的学者的怀疑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还是离不开汉文史料；他叫中国学生仔细地分析了《辽史》卷三十中决定性条文，得出五位帝后的在位年数，以第一位菊儿汗死亡之年公元一一四三年为基点，上推十九年为西辽王朝建立之年；下推七年为感天后在位下限年代，再推十三年为夷列在位下限年代，再下推十四年为承天后在位下限年代，再下推三十四年为直鲁古在位下限年代，即西辽结束之年代。其年代附后（见表四）。
    我们如把马尔夸尔特的纪年表同钱大昕一汪远孙的纪年表相比较，可以看出是完全一致。正如魏特夫和冯家昇先生所指出的：“他（马尔夸尔特）的结果比他认识到的更接近汉文年表。”（注：以上对马尔夸尔特西辽纪年研究的介绍均依据魏特夫和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第620-621页，纽约，1949年。）但是，根据巴尔托尔德引用的马尔夸尔特的年表，承天后普速完结束统治的年代为公元一一七八年。（注：见他为《伊斯兰百科全书》写的“哈剌契丹”词条--《巴尔托尔德文集》第5卷，第545页。）这样则与钱大昕一汪远孙的年代相差一年。钱大昕一汪远孙年代定普速完被杀于公元一一七七年，直鲁古立于是年，次年（公元一一七八年）改元；而巴尔托尔德引用的马尔夸尔特年表普速完被杀于公元一一七八年，直鲁古立于是年，并当年改元。
    巴尔托尔德对西辽的纪年也进行了探讨，他在一九○○年出版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中指出：屈出律俘获直鲁古“不迟于一二一一年的上半年”（注：《巴尔托尔德文集》，第1卷，第431页。）。这是他根据一些穆斯林史料推断出的结论。他在以后为《伊斯兰百科全书》写的“哈剌契丹”词条中肯定马尔夸尔特的西辽纪年“一般说来是正确的成果”。
    魏特夫和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附录“哈剌契丹”，对西辽纪年也做了探讨，并详列了大事年代。他们基本上是采用了钱大昕一汪远孙的年代，即耶律大石之后的统治者都是即位次年改元；但在耶律大石采用“延庆”年号问题上取公元一一三一年为延庆元年。当然，他们同时也肯定了马尔夸尔特的年表，并认为该年表“完全同钱大昕创立的、汪远孙进一步充实的年表一致”（注：《中国社会史--辽》，第621页。上面我们已引巴尔托尔德的间接引文，在普速完被杀年代上似不一致。很遗憾，笔者未睹原文，只能暂予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