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根据伊本·阿西尔的记载，耶律大石死于公元-一四三年。根据《辽史》卷三十记载，耶律大石死于康国十年。这就是说康国十年为公元一一四三年，那么康国元年则为公元一一三四年。《辽史》卷三十载：“延庆三年，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改延庆为康国元年。”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如果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一定会理解为把延庆三年改为康国元年。这是历史常见的现象，倒是预定于次年改元的例证不多。根据中原王朝的传统，一般情况下称帝才建元，反过来说，建元即返证了称帝。耶律大石“通辽、汉字”，做过翰林应奉、承旨，一般情况下也会遵循中原的文化传统。
    这样，笔者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归结如下：耶律大石于公元一一二四年离开天祚帝北走后便称王；于一一三二年在叶密立始称帝，建元延庆。
    （二）承天后普速完统治到何年，即直鲁古即位后是否次年改元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按照中原的传统，合法继承人在即位后一般是次年改元，如果皇帝被废、被杀则继承人一般当年改元。但这只是“一般”，也有不少“例外”。如辽朝多数皇帝即位的当年即改元。大多数西辽史研究者认为耶律大石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可能他及其后代采取中国正统的改元方式，即继位次年改元。诚如是，则因淫乱遭杀的承天后普速完的继位者直鲁古应该当年改元才是。明代《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篡者和清初学者万斯同就是持这种观点，定普速完被杀与直鲁古改元为同一年，即天禧元年。钱大昕则认为普速完被杀于崇福十四年，直鲁古继位后次年改元为天禧。他批评万斯同的《纪元汇考》，“是承天后称制实十五年，与辽史尤不合”。但是客观讲，钱大昕的这种批评并不正确，因为根据中国传统的纪年方法，统计在位年数是根据年号。承天后普速完在崇福十五年（公元一一七八年）被杀，直鲁古继位当年改元，即改崇福十五年为天禧元年。这样在纪年表上崇福还是只有十四年，即承天后在位年数仍为十四年，绝不会成为十五年。看来马夸尔特的中国学生也是同商辂、万斯同的认识一致，所以在马尔夸尔特的西辽年表中把承天后普速完统治结束年代定于公元一一七八年（注：见巴尔托尔德《哈剌契丹》（《伊斯兰百科全书》词条）--《巴尔托尔德文集》第5卷，第545页。）。
    （三）西辽王朝结束于公元一二一一年，自从多桑提出这一推断至今已有一个半多世纪。在这期间又有一批穆斯林史料被发掘、整理、翻译和研究，使我们有可能证实多桑这一推断的正确性。上列穆斯林史料（三），即拉施都丁《史集》第一卷第二册第二编“契丹和秦的国王和汗们的编年史”章“在这一时期的突蹶斯坦和河中地区国王们的编年史”节指出：最后的一位菊儿汗死于伊斯兰历六一○年。上列穆斯林史料（四），即同书、同卷、同册、同编的“成吉思汗编年史”章“屈出律背叛菊儿汗”节载：在被屈出律俘虏后，“菊儿汗过了两年，因忧伤归天”。按伊斯兰历六一○年，相当于公元一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一二一四年五月十二日，减去直鲁古被俘后活的两年，那他的被俘，即西辽的结束，应在公元一二一一年下半年至一二一二年上半年之间。《辽史》卷三十“西辽本末”载明，直鲁古被俘是在“秋出猎”时，这样则应为公元一二一一年的秋天，即伊斯兰历六○八年的上半年。看来巴尔托尔德推断直鲁古被俘“不迟于一二一一年上半年”，是不正确的。因为公元一二一一年上半年是伊斯兰历的六○七年的下半年，这与拉施都丁的记载则相差伊斯兰纪年一年，即六○七年加二年等于六○九年，而不是六一○年。上列穆斯林史料（二），朱外尼说，被屈出律俘虏“一两年后菊儿汗去世”。这说明他被俘后活的时间绝不可能超过二年。
    辽亡于公元一二一一年，还有一个旁证材料，即上列的史料（四）。拉施都丁说：菊儿汗的“国库、产业、军队和动产，这些在三百零五年期间积聚起来的东西，全部落到屈出律手中”。《史集》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用突厥历法，即太阳历，否则均予标明伊斯兰历，这里应是突厥太阳历。那么从公元一二一一年上推三百零五年，则为公元九○七年，恰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之年，这不能认为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人们知道，《史集》的作者接触过一些秘府典籍，其中有可能包括金、辽的材料。拉施都丁把辽与西辽都称为“哈剌契丹”，认为他们一脉相承，所以把西辽与辽朝连在一起计算，从公元九○七年耶律阿保机称帝至一二一一年直鲁古被俘去位，一共三百零五年。
    四、小结
    现在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及笔者的一些看法，制成西辽纪年简表一张（见表五），作为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