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日本一方看，日本的政治家明白自己虽参加了“十人会议”，但“还没有成长为一个大国”（28），力量远逊于美国，因此对参加和会并不追求力所不能及的利益，只打算使自己在山东的占领继续下去并获得国际会议的“确认”。要做到这点，只好抓住有利的国际形势在外交上下功夫。
    当大战还在进行时，日本就已采取了外交行动。1915年8月，成立了以币原喜重郎为主席的和会准备调查委员会，为在战后和会上实现自己的目标积极准备。在此之后，日本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外交行动，这就是1917年1-3月与英、法、俄、意相继进行的秘密交易。当时，日本知道协约国需要自己，便答应敦促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作为交换条件，1917年1月27日，本野外相召见了英国驻日本大使，说：“帝国政府就帝国政府具有最大利害关系的山东省及现在占领中的赤道以北德国诸岛向敌国政府提出要求时，期待英国政府的支持。希望英国政府现在予以保证。”（29）为了拉住日本，英国大使在2月16日奉政府训令致本野公文声明：“英国于媾和会议上将赞助日本关于处理德国在山东之权利……”，不过要求日本“对于英国于和会中关于赤道以南德属各岛之要求，亦将以同一精神赞助之。”日本对此“深为感荷”并满足了英国的要求（30）。之后，法、俄、意先后向日本作了支持的保证。美国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密约给日本日后在和会上以有力的支持。
    从上可知，在巴黎和会上，国际形势对美国不利，并且美国的计划流于理想主义；日本则相反，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为自己奠定了不少有利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失败已是注定的了。
    我们可以将巴黎和会上的“山东之战”以4月22日为界划为两个时期。前期从1919年1月27日开始，这期间日本基本处于劣势；后期从4月22日开始到4月29日日本的要求得到满足，美国的处境则发生逆转。
    前期，日本受美国压力很大。还在和会开始时，美国务院就提出意见：“关于山东问题，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已随中国对德宣战，条约全告废除而终止，所以，日本欲从德国手中继承条约权利是不可能的。（31）”1月27日，山东问题提上议程。日本代表首先提出要求，将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无条件让与日本。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为此在28日进行了答辩，提到“民四条约”及1918年的“山东善后协定”都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强迫中国承认的，不能视为有效。这时，威尔逊就提出了询问：“日本代表将前项公文，于会议有无提出之意向？”（32）日本当然不敢公布这些密约，所以十分尴尬。威尔逊的问话，意味着美国对中国代表态度的肯定。之后，日本又企图变换手段，强调日本是从德国手中夺下山东，在如约交予中国之前，有自由处置之权利。这也遭到威尔逊的有力驳斥。于是日本一方面在北京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不许中国将战时签定的协定交给和会，一方面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变换角度从侧面压迫美国在山东问题上让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人种平等案”，这里有必要详加分析。
    该提案先在2月7日国联委员会上由日本非正式提出。旋即由牧野于2月13日正式提出。它要求在盟约草案第21条的信教自由项内加上：“据此，各缔约国约定，对于在国联成员的外国人中，不论在任何方面，都应尽可能给予平等的待遇。不得因人种或国籍上的差别而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有任何差别。”（33）之后，日本“国内舆论，作桴相应，大有不达目的不止之气概。”（34）“日代表在巴黎宣言亦以代表亚洲全体人为名义，主张在亚细亚主义及黄人攻守同盟以抗白人诸议。”（35）日本的主张，对深受列强压迫之苦的亚洲人民来说，确实算得上娓娓动听，当时中国报界就有信以为是者云：“人种差别撤废问题实为亚细亚将来的问题，此点中日两国共同利害……中日两国人民极应奋起为要。”（36）但是，只要稍稍看看日本自己在朝鲜、中国的行为，便会知道日本自己就从未把别的亚洲民族放在平等的地位上。那么，日本的真实意图又何在呢？
    可以说，日本这一手是一箭双雕的“杰作”。首先它打算通过法案解决日本向美国的移民问题，因为当时以加利福尼亚为中心的美国西部排日运动，的确给日本造成困难，日本政府以为这与自己的东亚大国地位不相符，亟欲改变。但这还不是提案的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此案来挖国联的墙脚，给美国施加压力，从而使美国在山东问题上让步。因此它是日本为解决山东问题埋下的伏笔。日本既知道美国在和会上的目标，也知道威尔逊对国联的迷信。假如日本人在国联问题上作梗（而人种提案是再恰当不过的借口，美国又根本不可能在此问题上同意日本的要求），美国势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正是日本政府所希望的。因为人种问题上的失败“将会置日本在山东问题解决中以更有力的地位”，所以“人种平等”只是日本手中的“交换筹码”，在适当时机“他们会在人种平等案上投降，但在山东问题上必须坚持”（37）。这就是提案的真正用意。
    提案的确给美国以不少的压力，十分尴尬。但是日本的既定目标却并未因此而达到。原因是，日本在提出该案时，忽视了另一个因素--英国人的态度。
    我们知道，英国是英帝国的首领，其外交政策必须要考虑到其成员国的利益。而澳大利亚、加拿大坚决反对日本的人种提案。澳大利亚早在1901年就公布了“移民限制法”，禁止有色人种移民。所以其总理休斯在会议上对日本的主张表示“只能是彻底的反对”（38）。同时英国也怕提案会在印度和其它地方引起动荡。结果，英国对日本的提案也表示反对。日本怕失去英国的支持，只好在3月14日表示“阁议已决定将人种差别撤废问题不提出于讲和会议”（39）。美国当然因此也松了口气，日本的装腔作势只得作罢。
    日本的失败，自然加强了美国的地位。4月15日，和会再次讨论山东问题时，美代表蓝辛提出了与日本观点截然相反的方案--由五国共管山东。21日，威尔逊再次对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与珍田重申：“对德国所放弃的领土，按着蓝辛的方案，先把它让渡给那将成立的国际联盟，然后由国际联盟商决其归属。”（40）。这个计划对中国来说，谈不上半点好处，它只是将日本独占山东扩大为五国共管而已。但它却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十分吻合。尽管日本仍然反对，但美国的主张占了上风。然而，就在这个关头，局势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是美国始料所不及的。
    后期（4月22日-4月29日），英国清楚地知道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的结果会是什么，于是开始向美国发难。4月22日，当山东问题再度在四人会议上提出时，英首相劳合-乔治表示：“关于本问题，英国政府有支持日本的公约”，并提醒在座的克里蒙梭：“记得法国、意大利也订了同样的公约。”（41）并歉意地表示：“当时付予日本的代价未免稍昂，但是条约究竟是条约，不能作为废纸。”（42）似乎英国是忠于条约的，实际上，只不过是运用该密约可以起抑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