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化为美国处理远东问题扫清了一大障碍，美日在未来的华盛顿会议上关于山东问题的角逐，胜负已经决定了，而会议本身只不过是履行一项“法律秩序”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美总统哈定便在1921年7月向英、法、日、中诸国发出了召开华盛顿会议的照会，因为美国有把握重新确立它在东亚的地位。
    欧洲“各国政府接受此项照会，三日尽行答复，表示赞成”（61）。但日本的反应则与众不同，“消息传到日本，日本一般人以为这竟是叫日本如被告一般去受审判”（62）。日本政府更是万分惶恐，他们知道，美国的提议是在英日同盟废除之后，凶多吉少，担心“山东问题和耶普问题等案在太平洋会上恐怕要提出来，日本必定没有好处”（63）。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美国人将会在山东问题上做些什么。所以一个日本人说：“若美国出面干涉，甚非日本所愿也。”（64）
    但这又不可避免，因此日本没有象欧洲各国那样爽快地答复美国，而是连日召开内阁重要会议，以求一个万全之策。最后延至7月13日才由驻美大使币原复文美国，提出了一个避开美国干涉山东问题的办法，即要求美国“先行审核问题之范围及性质”，并要求“特定国际问题与既定事实一律除外”，最后转弯抹角表达了“山东问题、耶普问题、西伯利亚问题，亦不得在会议中讨论，日本当于会议前自谋解决”（65）的愿望。
    日本的这种神经紧张的做法，充分反映了害怕在未来的会议上美国战胜自己的心理。同时，日本“于会议前自谋解决”的企图又反映了日本还想以实力压服中国。
    美国对日本的这种手腕非常清楚，就以退为进，在形式上作了让步，以堵绝日本不参加会议之可能。国务卿许士答称，“日本于会议前之行动，如果能使人满意，则此种问题……不在会议讨论”（66）。但什么样的结果方会使美国人满意，只有美国人自己才清楚。
    同时，美国也知道早“在巴黎和会作出山东问题决议前后，中国发现了自己的能力”（67），纵使日本与北京政府直接交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事实上正是如此，自从巴黎和会失败“三年以来，一切国民运动……都只为一个山东问题”（68）。所以有人说：“盖1919年之五四运动，为中国外交史上开一新纪元；五四以前之旧式外交由少数当局主持，故丧失主权几乎不可偻指；五四以后，民气奋发，遂使外交当局不敢徇少数上司的意旨，而贸然断送国家之土地本权。”（69）这里虽有过头的评议，但中国确实与以前不同了。
    结果，虽然日本政府在9月7日，要求北京政府直接商谈山东问题，中国政府也同意，但直到华盛顿会议召开之日，毫无进展。而当会议在12月1日开始讨论山东问题时，中国代表更主张在会议中讨论解决，与日本“意见相持不下”。中日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对美国极为有利，解决山东问题的主动权便握在美国手中。
    但考虑到众多的国际因素，如英国不愿逼日本太甚，美国也想在山东问题上制造自己“有功”于中国的形象，美国在手段上仍十分巧妙，提出一个折衷的建议：山东问题由中日双方进行双边谈判。但英美派“观察员”参加，以便遇有困难发生，当竭力从中调解。但谈判结果却要“以大会公认解决之路……，议而不解，仍以大会的讨论为后盾”（70）。这实际上仍是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的作法。
    由于日本再也没有英法的支持，随着谈判的进行，日本先后在山东问题的诸项目上作了让步。如：将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日本军队撤出山东等。但在胶济铁路上日本态度仍很强硬，因为该铁路可以使日本人从海口深入中国腹地。开始时，日本企图通过中日联合经营铁路方式来控制铁路，但遭到中国代表拒绝。之后日本又提出中国向日本筹借长期贷款以赎铁路，贷款期间聘请日本总工程师、车务长、会计师各一人。目的仍是长期控制该铁路。
    美国政府对日本这个要求非常敏感并表示反对。特别是当中国梁士诒内阁答复日本驻华公使小幡时讲到“将谋求一笔贷款，铁路则置于中国的管理之下”（71）传到许士等耳中时，“美国人对梁的说法大为震惊”（72），于是，美国对日本继续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人接受了美国人的建议：以中国国库券分期付款，期限十五年，但五年后中国可以随时偿清全部库券；任命一位日本会计长和华人会计长，两人权限相等，但都受中国局长管辖；任命一名归中国人管辖的日本人为车务长。这在事实上摧毁了日本在山东的经营。
    1922年2月4日，全部山东协定由中日代表签字。“至此，日本在大战期间和凡尔赛会议上……获得的最大成果--山东铁路和矿山也放弃或受到了限制。”（73）
    山东名义上回到了中国，尽管是有条件的。但在实质上获得最大利益的是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战胜了“东亚门罗主义”。山东问题由此告一段落。
    从上面围绕着山东问题展开的美日矛盾分析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美日双方在山东问题上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美日双方不同的侵华政策冲突的结果。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抗争，但这种抗争只是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的一环，美、日双方都逃不出这种国际局势中其它因素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当时对山东问题的解决有着相当的作用。
    注释：
    ①上述两种观点分别见：金兆梓著：《近世中国史》第210页；邓楚川：《威尔逊与中国》，见《历史研究》第1964年第2期。
    ②张玉法：《中国现代化之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上》，台北1982年版。
    ③（25）胡汶本等编：《帝国主义与青岛港》第7页，7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