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南北也门的统一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这是一条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但是，自1970年下半年起，两国政府却走上了两条截然对立的道路。北也门选择了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奉行较为自由的经济政策，同时在国内实施“民族和解”路线，吸收原来同新生共和国为敌的前王室派成员进入政府。北也门政府还积极争取和团结大小部落及其头面人物，尤其是北方最有势力的哈希德部落大酋长阿赫马尔等人的合作与支持。在对外关系方面，北也门具有明显的亲西方倾向，并先后同沙特和美英等国建立了关系。而南也门则确定了所谓“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中东地区唯一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阿拉伯国家。它同前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协定，与古巴、前东德保持密切的联系。1978年，南也门执政的原民族阵线改名为“也门社会党”，该党在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宣称，也门社会党“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工人阶级及其所有同盟军的党”，“受世界三大革命力量，特别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④
    南北也门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差异的不断扩大日益成为南北统一的障碍，两国关系也急转直下，彼此支持的反对派力量加强了敌视本国政府的活动，边界冲突屡屡发生，终于在1972年9月双方爆发战争。北也门占领了沿岸的卡马兰岛，并否认红海入口处丕林岛的归属；南也门的军队开向了卡塔巴。激烈的战争持续了近一个月。在两国武装冲突逐日升级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联盟进行了调解。是年10月，南北也门签订了实现统一的《开罗协定》，后来，又发表了由两国元首签署的《的黎波里公报》。《开罗协定》明确规定成立“一个只有一个首都、一个总统以及统一立法、司法、行政机构的统一国家”⑤。这就是说，南北也门将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因此《开罗协定》预示着南北也门统一的闸门开始缓缓启动。然而，由于南北也门之间长期积压的难以消除的隔阂和矛盾，多种因素造成的恩恩怨怨无法驱散，致使南北也门谋求统一的协商谈谈停停，统一大业可望而不可及。
    8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导下，在国内全面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同时大量削减包括南也门在内的对外援助，南也门经济陷入困境。更为严峻的是，紧接其后的东欧苏联剧变又使南也门执政党在政治上受到猛烈冲击，犹如失去了精神支柱。在不容否认的现实面前，南也门政府理智地认识到自强自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开始着手调整内外政策，并向北方传递渴望统一的信息。南也门的动向，得到北也门的响应。因为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地区集团化趋势日渐加强的大潮下，北也门人民同样迫切要求消除分歧，尽快实现国家统一，共同发展经济，走上强国富民之路。自1988年起，两国领导人采取措施，加速了统一进程。1990年5月22日，北、南也门正式宣布合并为也门共和国。从上述也门在殖民统治时期屡遭分割的史实及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坎坷历程，可以看出，也门内战的爆发同渊源久远的历史旧账紧密相关，殖民主义的遗害是内战潜在的诱因。
    2.北、南也门统而不合，各派势力围绕政治和经济权益的明争暗斗一直在继续和发展。南北也门实现统一是两国人民长期努力的结果，这一点无可非议。但80年代末90年代初，风云变幻的国际大气候与政治和解的总趋势也是推动也门统一的更为重要的因素。这种不可逆转的大气候和总趋势迫使南北也门的领导人不得不面对也门全民族的长远利益而暂时捐弃前嫌。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人为地去淡化、缩小、乃至抛开两国政治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使南北合而为一，来回应也门人民渴望和期盼统一的强烈呼唤。由于这种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多少带有“一轰而起”印痕的统一，既未真正铲除矗立在南北也门两国之间的各种明显障碍，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深层矛盾，因此，这种一蹴而就的统一缺乏坚实的基础。南北也门合并为也门共和国后，原北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担任了总统；原南也门执政党也门社会党总书记阿里·萨利姆·比德担任了副总统。为了在南北两派中谋求平衡，在国家权力再分配问题上，以萨利赫为首的原北也门人民大会党同比德为首的原南也门社会党同样采取了平分秋色的方式，总理一职归南方，第一副总理归北方，各部正、副部长也按此原则进行“均势”搭配。对军队和治安部队的处理方式是南北也门统一时留下的一个隐患。也门合并后共有军队约6万余人，其中北方4万人，南方2万人。鉴于军队问题比较敏感，任何一方都不甘军权旁落，而南北合并之时也没有制定出一套令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善方案，故此采取了权宜之计，南北各方仍维持自己原有的独立体系。换句话说，军队指挥权不由中央政府统一掌握。这样做的结果，使军令可以出自多门，同时还造成了各派势力敢于有恃无恐地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动用军队的便利条件。事实上，自南北也门统一后，南北军队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时有发生。
    经济问题是南北也门统一后面临的另一大难题。也门自古以来是一个贫困的农牧国，统一前，北也门主要仰赖同属阿拉伯兄弟的海湾石油富国的援助和劳务侨汇支持；南也门经济则有前苏联的帮助，并依靠转口贸易和有限的石油工业与石油资源来维持。但统一后不久就爆发了海湾战争，也门在战争中偏袒伊拉克的立场最终导致沙特、科威特等国断然停止了对也门的各种经济援助。随后，也门侨民和劳务人员也遭驱赶。再加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前苏联已基本中止对南也门的巨额援助，也门经济处于异常困难境地。尽管如此，也门人民仍然希望在也门统一的前提下，通过南北政治经济上的互补，特别是借助南方官员廉洁奉公的作风克服北方官员办事效率低下，贪污贿赂的弊病，而南方人民也期待着北方的较为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给南方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从而扭转整个也门江河日下的经济形势，为新也门的发展开辟“一个繁荣的新纪元”。然而，也门人民过于乐观的美好憧憬很快就在现实面前破灭了。南北也门统一后，国家始终被双方深刻的政治偏见和日趋激化的明争暗斗所困扰。萨利赫与比德所代表的各自派别，在也门经济发展重点及其施政方针上存在尖锐矛盾。为了扩大和增强北方的力量，萨利赫执意把主要的经济活动都集中在北也门地区，南方的石油也源源不断地输往北方。相反南也门的经济发展却被忽视，甚至受到抑制。素有“也门贸易和经济首都”之称的南部亚丁港，曾设想变为自由港，但确定亚丁自由港地位的法律条文久拖而不能出台。萨利赫的作法使南部也门人普遍产生了一种被欺骗、遭排挤的失落感，认为“南也门已变成统一后的也门的东德”⑥。另外，南部也门人民在南北统一后，生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许多人将它归结为北方的经济“剥削”政策造成的，于是油然滋长了分离主义情绪。在南部也门人民的这种心态下，北方试图改变也门每况愈下的经济形势而作的各种努力显然难以奏效。近年来，也门的通货膨胀率达50%，失业率为25%，外汇储备基本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