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一战又为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斗争创造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不仅英法老牌殖民主义列强力量大为削弱，而且以压迫各族人民为基础的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在大战前后的革命洪流冲击中土崩瓦解，东南欧涌现出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等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同时忙于战争的帝国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商品输出明显减少，对食品、原料等军需物资需求急剧增加，经济控制有所放松，以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较快发展提供有利契机，促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不仅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和政治力量增强，纷纷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以争取国家独立为目标，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为提高；而且部分国家的无产阶级队伍也日趋壮大，开始独立地对反帝反封建革命发挥政治影响。一战也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国际政治生活，帮助他们熟悉军事技术装备和新式武器，使他们开阔眼界，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民族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大大强化，从而为战后反帝斗争的高涨打下了基础。
    然而更重要的还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影响。俄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通过暴力革命，在全球1/6的土地上，在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中，推翻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开创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相对立制度并存的国际格局，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打开了一大缺口，为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此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由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演变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从而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最终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开辟了广阔而现实的道路。
    同时，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不仅对内力求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而且对外摒弃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地奴役，主张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取消沙皇政府与中国、土耳其、伊朗等国订立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这些举措既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以有力的鼓舞，又为东方各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1）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即是十月革命对中国及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巨大影响的真实写照。
    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基本上在1919-1927年左右，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再度掀起民族主义运动的汹涌浪潮。其规模空前，几乎遍及亚洲各国，还扩展到非洲和拉美的部分国家。由东往西，计有：东亚的朝鲜三一运动（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1919年）和北伐战争（1924-1927年），东南亚的缅甸反英运动（1918-1922年）、印度尼西亚反荷起义（1926-1927年），南亚的阿富汗独立战争（1919年）、印度第一次不合作运动（1920-1922年）、西亚的伊朗反帝反封建运动（1920-1921年）、土耳其凯末尔革命（1919-1923年）、伊拉克反英起义（1920年）、叙利亚和黎巴嫩反法起义（1925-1927年）、非洲的埃及独立运动（1919-1924年）、摩洛哥里夫起义（1921-1926年）、比属刚果基班固运动（1921年）、拉美的海地反美斗争（1918-1920年）、尼加拉瓜抗美游击战争（1926-1933年）、古巴农民反美起义（1927年）等等。其中以朝鲜、中国、印度、阿富汗、土耳其、埃及、摩洛哥、尼加拉瓜等国的民族解放斗争较为突出。
    该时期亚非拉反帝民族运动大致呈现如下特征：
    首先，这些民族运动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启迪、鼓舞下兴起的，其反帝斗争也往往得到苏俄政府的积极援助。这在亚洲尤为明显。以朝鲜为例，它地处俄国近邻，许多在俄朝侨耳闻目睹十月革命，还有不少人亲身投入十月革命及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他们向国内积极介绍十月革命的思想和经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陷于黑暗和悲惨命运之中的朝鲜人民看到解放的曙光，为他们指出了斗争和胜利的道路。”（12）十月革命的感召显然是促进1919年的朝鲜三一运动、中国五四运动和伊朗反帝反封建运动掀起的重大国际因素。十月革命后，一些原先求助于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转向求助于苏俄政府。大战期间，在君士坦丁堡从事反英活动的印度穆斯林爱国者试图争取德国援助，来解放印度。1918年11月他们中的两位千里迢迢来到俄国，请求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帮助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13）这一时期，苏俄政府成为东方各国反帝独立斗争的坚强后盾，使后者摆脱了以往那种孤立无援的状况。1919年4月领导反英独立战争的青年阿富汗党领袖阿马努力拉·汗致函列宁和加里宁，建议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缔结友好条约。列宁和加里宁回电明确表示：“由于建立两国伟大人民间的固定的外交关系，就有可能互相支援以反对外国强盗侵犯别国自由的任何行径。”（14）当1921年土耳其处于外国侵略军大举进攻的民族危亡之刻，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应凯末尔政府请求，及时派出以伏龙芝为首的特别使团，大力援助土耳其反侵略战争。1919年苏俄政府向中国、朝鲜、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发布一系列文告，真诚支援这些国家的独立解放事业。这无疑有利于这些国家反帝民族运动的向前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建立，以及无产阶级开始掌握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是该时期亚非拉反帝斗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动向。通过十月革命，俄国工农翻身解放成为主人翁，激起了殖民地人民摆脱奴役争取解放的新希望。一些曾向西方探寻救国道路的先进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他们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在群众中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自身也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演变为初步的共产主义者，往往成为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重要组织者。这可以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在马克思主义思潮传播和无产阶级不断觉醒的基础上，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帮助指导下，各国开始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纷纷建立共产主义团体或政党。迄至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共产党组织在中国、朝鲜、印度尼西亚、印度、土耳其、伊朗、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南非、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陆续建立，它们将马列主义与本国革命相结合，领导或推动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于次年制定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15）并同国民党合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北伐战争，掀起1924-1927年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使当时中国处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较高发展水平，而且突出地反映了十月革命后亚非拉革命运动的进步趋势。至于印度、土耳其、埃及、阿根廷、巴西等国，无产阶级虽未掌握革命领导权，但纷纷以自己独立的姿态走向反帝民族运动的最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