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镇南关大捷中的潘鼎新，许多史学文章书册都把他描绘成一个狼狈的逃兵，动辄把“主帅脱逃”的恶谥加诸他的头上，从而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今天，通过继续整理旧史资料，深入发掘新史料，我们发现这是中法战争史上的一桩大冤案。
    一
    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侵越法军出动两个旅团约六七千人的强大兵力，进攻由广西巡抚徐延旭，广西提督黄桂兰及赵沃指挥援越桂军防守的北圻重镇北宁。虽然桂军在此屯兵二万，筹守年余，但在法军的进攻下，却不能作一日守，就轻易丢失了。随后，法军乘胜追击，旬日内又攻占谅江、太原等城。援越桂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只是由于法军回师攻占兴化，桂军才在谅山一线站住了脚。事后，清政府有旨追咎失败责任，将总兵陈得贵、副将党敏宣军前正法，逮治徐延旭、赵沃，加重惩处大小各级将弁二、三十人，黄桂兰则畏罪自杀。一时间，全军上下人心惶惶，斗志全无。
    这时，淮军宿将潘鼎新临危受命，从湖南巡抚调任广西巡抚，督办广西关外军事。赴任之始，他设法自带及指调云、贵、湘、鄂、赣、皖等省生力军近10万人，配备精良枪械前赴广西，以加强援越桂军力量。从而得以在闰五月发生的观音桥之战中，挫败了狂妄的法军。战端重开后，法军企图凭借其海上优势，出动舰队窜扰我国东南沿海，侵占台湾等地作为质押品，要胁中国投降赔款。从六月起，法国海军四处肆虐，犯基隆、轰马尾，攻淡水，战石浦，扰镇海，还企图封锁北直隶，扼住北京的咽喉。中国直、东、江、浙、闽、粤、台七省震动，清政府处处设防，穷于应付。终因海防力量薄弱，难逃被动挨打的局面。危急之中，清政府想出一个扬长避短，“出奇制胜”的办法，即由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出动陆军入越抗法，以牵制法国海军，（注：《中法战争》（五）第474、381页。）这在当时情况下，无凝是一个好办法。但是，等到具体执行时广东军队却不能取道钦廉，攻取法军占据的广安，海阳等地，云南的数万大军又被数百法军牵制在宣光一隅，于是，整个“战越牵敌”的重担便落在潘鼎新及广西边军身上。
    朝旨既颁，潘鼎新便不顾疾病缠身，准备不足的困难，毅然挥师南下，半年之内，在陆岸、船头、郎甲、纸作社、丰谷、坚牢、谷松、谅山、文渊等地，与法军浴血鏖战。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广西边军吃了败仗。其中，客观因素在潘鼎新本人还未能适应与法军作战，例如由于情报手段落后和主观判断失误，潘鼎新始终未能正确掌握法军的主攻方向，以至犯了兵分力单的战术错误，人为地将桂军在整体上的优势变成局部上的劣势，被法军各个击破。其次是未能协调诸将的矛盾，造成各军配合不好，紧急关头不能互相援应。此外，没有及时重用冯子材所率萃军，也是一大失误。这些失误与怯敌逃脱有天渊之别。客观因素包括：（1）法军势大。当时与广西边军作战的法军最多时达到两个旅团约八千人，他们装备精良，并采取步炮配合的战术，这是相对落后的清军所难以抵御的。（2）清政府支援不力。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也没能正确判断法军的主攻方向，因而对援越桂军未能全力支援，造成潘鼎新所诉说的困难：“地大兵分，苦无策应之师，人民逃散，就地无粮，军械转运万分迟滞，边事艰难，几于无从措手。”（注：《中法战争》（四）第222、220、487、522、468、469、237、475、475、154、484—485页。）同时，清政府还不顾战事紧急，有意无意地克扣桂军军饷，影响了士气。（3）清军素质低下。这表现在将领还未适应与外国军队作战，特别是不懂得集中炮兵火力，步炮配合的先进战术。军队装备较差，如楚军王德榜十营五千人，”无后门枪”。（注：《中法战争》（四）第222、220、487、522、468、469、237、475、475、154、484—485页。）其他部队虽有后门枪炮，也不及法军精良。如法军打败桂军后，将缴获的军火留存谅山，后来冯子材攻谅山，却发现“所获巨炮、军火虽多，皆不合用。”（注：《中法战争》（四）第222、220、487、522、468、469、237、475、475、154、484—485页。）此外，各军派系复杂，内部矛盾重重，以至不能很好配合作战。
    但是，潘鼎新指挥的桂军虽然迭遭败挫，却不同于北宁的那次败挫，这反映在：（1）达到了牵制法军的目的。桂军的主动出击，打乱了法军的部署，迫使他们拒绝了急欲攻占台湾和封锁北直隶的孤拔的增拨援兵的要求，将战力重心从中国东南沿海转移回越南北圻。法国总理茹费理曾告人：“我们想，现今中国肯听从的唯一谈判者是波里也将军。”（注：《中法战争》（七）第286页。）就说明了这一点。（2）打击了法军。桂军虽然屡战屡败，但在每次作战中都作了英勇的抵抗，以至连法军也感到惊奇。尼格里在事后曾有函告波里也：在进攻由陈嘉率领少数清军据守的下华时，“我们攻取下华时两旅人并不见过多。”（注：《中法战争》（三）第438、79、78、80页。）这对谅山法军后来的全线崩溃有着一定的影响。（3）是锻炼了桂军将士。在各次战斗中，一大批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偏裨之将如苏元春、陈嘉、王德榜、蒋宗汉等经过战火的洗礼，逐渐成熟。而在北宁之战中一触即溃的桂军也一变颓风，屡败屡战，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从而为他们在短期内反败为胜，取得镇南关大捷的辉煌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
    镇南关大捷无疑是天才军事家冯子材的一大杰作，可以说，没有冯子材也就没有镇南关大捷，冯子材的名字永远和镇南关大捷连在一起。但是，在充分和高度评价冯子材的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又应该客观地看到，冯子材所率萃军十八营九千人多是新近募集，而且装备十分落后，仅有“约计抬枪五百杆、士乃打枪一千支，大吉枪二千枝，劈山炮及后膛洋炮数尊，连响洋枪约有百件。”（注：《中法战争》（四）第222、220、487、522、468、469、237、475、475、154、484—485页。）依靠这点可怜的装备，萃军要守住关前隘阵地都十分困难，更惶论取得大捷了。因此，胜利的取得要依靠全体广西边军的努力，其中，也就有潘鼎新本人的作用在内。在组织和筹划镇南关大捷时，潘鼎新起了如下作用：
    一是给予冯子材率领萃、勤两军作战的自主权。冯子材所率萃军和王孝祺所率勤军共二十六营一万三千人，是广东援桂军队，根据清政府的旨意和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明确指示，他们都应该接受潘鼎新的节制和调遗，但由于当时各将思想尚未统一，冯子材便欲先率萃、勤两军在关前隘布防，迈出了取得胜利的第一步。为此，他通过广西按察使李秉衡禀报潘鼎新和张之洞，要求给予行动自主权：拟独用敝部克期作战，“惟奉请旨进剿，须与琴帅商办，无奈军情顷刻变动，必待缄商，不免坐失机宜，”请求便宜行事，免延误。（注：《中法战争》（四）第222、220、487、522、468、469、237、475、475、154、484—485页。）张之洞大力支持冯子材的要求，致电潘鼎新：冯军自请攻文渊，既云有机可乘，自应许之。”（注：《中法战争》（四）第222、220、487、522、468、469、237、475、475、154、484—485页。）潘鼎新如何表态，史无明文，也许他持缄默态度。但是，在这种场合下，不表态也就是默许。潘鼎新后来给了冯子材相当大的行动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