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一生献身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他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而尤以“心性文明”说特别值得珍视。本文拟就孙中山的“心性文明”说与知行统一观做些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并就正于方家。
    一、“心性文明”说的提出
    在孙中山的著述中，使用“文明”一词之处颇多，而且应用相当广泛。而“心性文明”的正式提出则甚晚。事实上，孙中山的“心性文明”说，从开始酝酿到最后提出，差不多经历了30年的时间，有一个长期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孙中山早年最钦慕西方物质文明。1878年，当他随母从香港乘船到檀香山时，就发现自己闯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 开始对西方物质文明有了深刻的印象。后到香港学医，在课余之暇，博览群书，“尤留心于富国强兵之道”〔2〕。对于洋务运动时期引进西方物质文明， 他是持基本肯定的态度的，在《上李鸿章书》中说：“顾我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余年。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后先辉映矣。”因此，他希望中国能够“步武泰西，参行新法”〔3〕， 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
    与此同时，孙中山感觉到，仅仅仿效西法尚不足以振兴中国。洋务运动推行了30年，成绩不可谓不大，而犹不能与欧洲颉颃，究其根源，完全是“教化文明”衰落所造成的。“今天下失教亦已久矣，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此所谓弃天生之材而自安于弱，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4 〕在孙中山看来，中国教化文明之衰，西方教化文明之兴，适成鲜明的对比：“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驰，庠序亦仅存其名而已。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全国，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可知“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用意”〔5〕。所以， 只有“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复兴教化文明，中国才能臻于“万姓超群，庶物昌运”〔6〕的富强之境。
    但是，孙中山伦敦被难之后，思想又有了变化。他深入思考中国的现状和前途，进一步认识到，中华国运之不振，还不仅仅是由于教化文明之衰落，而关键问题是政治文明落后的缘故。他开始相信，振兴中国的办法只有“建立一个贤良政府”〔7〕。 建立“贤良政府”就是变革政治制度，就必须革命。他建立“贤良政府”的思想酝酿于心中久矣。早在香港求学期间，他就开始认识到：“中国对于世界他处之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着厥为改变政府。现社会中最有力之物，即为组织一良好之政府。”〔8 〕后来他回忆当时的这种思想变化时说：“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9 〕特别是经过甲午战争惨败和伦敦被难，他更坚定地认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接触欧洲文化”，“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10〕。
    当时孙中山所说的“欧洲文明”，还主要地着眼于西方的共和制。他批评君主立宪派说：“有说欧米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盖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说大谬。”〔11〕怎么能断定其为谬说呢？他认为：共和政治“为政体之极则”〔12〕；“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呢？”“所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13〕。此其一。何况“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所以，实行共和政府“又有革命上之便利”〔14〕。此其二。
    无论教化文明还是政治文明，都属于制度文明的范围。从钦慕西方物质文明到主张学习西方制度文明，是孙中山文明观的一次重要发展。
    然而，武昌起义的枪声，虽然摧毁了封建专制，迎来了共和，却并未使中国的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孙中山深切地感到，倡导道德文明之举已不可或缓。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长期封建专制制度下，中国文明的发展比欧美确有差距，尤以道德文明更艰于发展。“设为种种政令，固闭自封，不令中土文明与世界各邦相接触，遂使神明之裔，日趋僿野，天赋知能，艰于发展”，“知识上、道德上、生计上种种之进步，坐是迟缓不前”〔15〕。第二，西方文明确有不适合时代和中国者，应以道德文明为其补充。他指出：“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一时影响所及，各国都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为立国之主脑，至谓有强权无公理。”“今日则不宜主张此说，应主张社会道德，以有余补不足。”〔16〕第三，中国固有道德文明确有高出西人之处，对其优秀部分应该继承和发扬。他强调固有的旧道德的地位，是与恢复固有的民族地位相联系的。指出：“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他反对那种对固有道德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而且着重强调：“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落后。”〔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