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从1905年到1912年，历时7年， 主张以欧美文明为借鉴，并将中国传统文明加以“融贯”，是“心性文明”说的始创和发展时期。
    随着革命活动的开展和对西方历史及现状的进一步了解，孙中山对欧美文明的认识也深入了一步。虽然早在1897年，他就说过对西方文明不能“全盘照搬过来”〔33〕的话，但到这时认识更为明确了。他已经发现，欧美文明也并非尽善尽美。指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而“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34〕始觉包括自己在内的革命党人前此的认识未免失之偏颇。于是，他不失时机地提醒革命党人：“夫社会革命者，正为今日世界人士聚讼纷纭之问题，而吾国人大都尚茫然无所知者，盖彼等以为中国复兴之目的，无非欲成为一强盛之大国，以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而已。然此绝非吾人努力最后之目的。”〔35〕既然他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对西方的文明成果不能盲目崇拜，因此特别强调：“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吸收其“文明的精华”，“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36〕。至于那些西方风靡一时的民主政治学说，即使在外国或行有成效，也不应“奉为金科玉律”，必须“酌古酌今”，“改进而奉行之”〔37〕。
    如果说西方文明成果需要加以“改进”的话，那么，它的标准是什么？在孙中山看来，不是什么别的，而是中国本身的“民情国史”或“国情”。他指出：“适于民情国史，适于数千年之国与民，即一国千古不变之宪法。”重视民情国史是中国的优良传统。“自唐虞赓歌飏拜以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行人采风之官，百二十国宝书之藏，所以立纲纪、通民情也。”他批评许多出国留学生，数典忘祖，对欧美学说“不敢持异议”，认为“欧美所无，中国即不能损益”。并指出：“其故在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38〕直到晚年，他还反复提醒青年学生说：“我们立志，还要合乎中国国情。”〔39〕强调吸收西方文明成果必须适于“民情国史”或“国情”，这是他对西方文明认识深化的一种表现。所以，当1911年冬天，他在欧洲得到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的消息后，在一次演说中谈到革命后中国的政体时是这样说的：“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40〕不再单提“仿效欧美”了。
    在此阶段中，孙中山开始对欧美文明持批判的态度，而对其采取具体的分析，反对全盘照搬外国的东西；主张学习外国一定要适于中国的“民情国史”或“国情”。他这种对西方文明必须加以鉴别和批判吸收的主张，直到今天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和现实意义。
    第三阶段，从1912年到1924年，历时12年，主张仍需学习欧美文明之所长，但作为补充，强调大力弘扬传统文明，是“心性文明”说的成熟和继续深化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对西方文明做过多次论述，一方面说“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一方面指出“外国政治的进步，比较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差得很远的”〔41〕。对于当时国内“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的风气，他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自《辛丑条约》签订以来，“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总认为外国一切都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要仿效外国；只要听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42〕，这是非常有害的。如“欧美的先进国家把民权实行了一百多年，至今只得到一种代议政体。我们拿这种制度到中国来实行，发生了许多流弊”。因为“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43〕。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由于“中国人听到欧洲的政治学理，多数都是照本抄誊，全不知道改变”〔44〕的缘故。
    为了破除对外国的盲目崇拜和迷信，孙中山对作为西方近代政治理论两大支柱的卢梭“天赋人权”说和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说进行了剖析。针对前者，他指出：“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故推到进化的历史上，并没有卢梭所说的那种民权事实，这就是卢梭的言论没有根据。”〔45〕针对后者，他以美国为例，指出：虽然美国宪法以“三权分立”说为根本，“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善的了”，但弊病依然存在，“比方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他不得不頫首总命，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再如“就选举上说，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仅都因讷于口才，没有人去物色他”〔46〕。凡此种种，都是在说明一个道理：即盲目崇拜、全盘照搬外国是万万要不得的；相反，中国“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47〕。
    孙中山继续深入批判欧美文明，其根本目的是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48〕，使中国真正强盛起来。所以，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外国，并不是不要学习外国。他说：“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49〕这里所说的“国粹”，也就是他在别处所说的“固有的旧道德”，都不能望文生义，更不能理解为提倡国粹主义，而主要指的是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他很早就说过：“夫孔孟，古之圣人也，非今之科学家也。且当时科学犹未发明也，孔孟所言有合于公理者，有不合于公理者。”〔50〕并非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一切都是好的，而是主张对其也要采取分析和批判的态度，即“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51〕。怎样“改良”呢，例如，对于忠，他认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这固然不行，但现在“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要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52〕。再如，对于仁，他指出：“仁之种类，有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则皆为博爱。”“救世”是宗教家之仁；“救人”是慈善家之仁；“舍生以救国，志士之仁也”〔53〕。故人生“须明于生命之辨”。“虽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鸿毛之别。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因为“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54〕。所以，他认为，仁和忠一样，“也是中国的好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