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可见，孙中山在传统文明的扬弃和承袭方面花了极大的气力，完全是为了恢复中国固有的精神。因为他深知，欲再造民国，“非有革命精神不为功”。所以，到1918年以后，他特别重视心理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并强调要发展心性文明。他认为，文明的发展自有其自身的规律。如“心性进化由无知到有知”。对中国的传统文明焉能够一概抹杀？因为“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根源，考其利病，始知补偏救弊之心”〔56〕。对于《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他作了极高的评价：“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并指出：“现在各国的政治都进步了，只有中国是退步，何以中国要退步呢？就是因为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推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修身。不知道中国人从前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密的知识，是一贯的道理。……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57〕所以，他特别推崇这一道理，认为是古人所模铸的心性理想，是很好的政治哲学。
    在此阶段中，孙中山一面继续深入批判欧美文明，一面对固有的道德和知识进行“改良”；在提出“心性文明”说之后，又在深化上下功夫。这样做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58〕
    三、“心性文明”说与知行统一观
    孙中山之提出“心性文明”说，是有一定的哲学认识论为基础的。不过，长期以来，论者对此认识不一，迄今争论不休。比较多的意见是，认为孙中山过份夸大了精神的作用，而且他的知行关系学说犯了片面化的毛病，滑向了形而上学。这说明对于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演说时，曾经专门讲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他先给精神下一定义：“第知凡非物质者，即为精神可矣。”然后解释道：“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考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代，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为一。在中国学者，亦恒言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为体，属于物质；其能言语动作者，即为用，由人之精神为之。二者相辅，不可分离，若猝然丧失精神，官骸虽具，不能言语，不能动作，用既夫，而体亦即成为死物矣。”物质与精神二者，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少一不可：“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但专恃物质，则不可也。”〔59〕显而易见，他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物质是精神发生的本源和基础，而精神是物质的功能和表现；人若猝失精神，亦即丧失生命现象，其体焉能不成为死物？故以此例断定孙中山把精神对身体的支配作用绝对化，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应该看到，孙中山这次演说的对象是北伐军，其主题就是发扬革命精神以争取北伐的胜利。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着重阐述精神的作用，既是革命战争实践的需要，也是合乎常理的。如称：“人者有精神之用，非专恃物质之体也。我既为人，则当发扬我之精神，亦即所以发扬为人之精神，故革命在乎精神。”并举例说：“自余观之，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60〕他讲人与武器的关系，是用来批评“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质方面”的倾向之不足为训，因此强调使用武器的人之精神，突出人的因素的作用。这没有什么不对，不能片面地理解为这就是过份夸大精神的作用。
    孙中山在阐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的同时，还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索。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命题，他则突破了前人的狭隘解释，把它提到认识论的意义上进行阐发，以使之服务于革命战争和建设的实践。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究其思想上的原因，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乃商代傅说对武丁之言，“知易行难”说之由来也。“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61〕明代王阳明又倡“知行合一”之说。推其本意，亦以为“知之非艰”，而“行之惟艰”；惟勉人“虽难有所不畏，既知之则当行之”。然而，“无如其说与真理背驰，以难为易，以易为难；勉人以难，实与人性相反。……此阳明之说，虽为学者传诵一时，而究无补于世道人心也”〔62〕。所以，他认为：“要中国进步，不但是对于政治，主张要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主张要革命。要把全中国人几千年走错了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63〕正由于此，他才提出了“知难行易”说。
    论者或谓：“知难行易”同“知易行难”一样，都不是科学的命题，因为行和知都有其艰难的地方，而且知与行孰难孰易也不是认识论的根本问题。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应该看到，孙中山是借用此命题，克服革命党人内部“畏难之心”，从而“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大有可为矣”〔64〕。因此，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在探讨知与行孰难孰易的问题，而实际上却是在阐述知与行孰先孰后的问题。其实，他本人对此也做过清楚的说明：“就知和行的难易之先后说，凡百事情，知了之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经过很多的错误，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不避去那种错误的艰难？因为知是很难的。如果要等到知了才行，那么行的时候，便非在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不可，恐怕没有定期了。所以我们人类，有时候不知也要去行。”〔65〕就是说，不仅仅知是很难的，而不知而行，则要经历很多的挫折，也是很难的。没有哪一样是容易的，怎么办？他认为，既然知难行也难，又不能见难而止步，那就应该先迎难而行。这种方法，就是先克服行之难，再在此基础上去解决知之难。在这里，知与行只有先后的关系，并无难易的关系。所以，对“知难行易”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去解释和理解，就其实质按之，不过是“行先知后”而已。犹如后来人们常说的“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也有这样一句话：“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66〕便是对“知难行易”本义的一个很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