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毅然实施开放政策，在其视为“发祥之地”的东北三省，于既有的“条约口岸”之外，自辟商埠十六处。此举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鉴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缺乏专门研究，作者拾遗补阙，草成此文，希望于东北近代经济史研究，能有些微裨益。
    一
    东三省“自开商埠”是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援据中、日双方所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实施的。但东三省筹议主动开埠，则略早于此。我们虽不必采拮陈说，将光绪元年（1875年）“开放”的三姓、拉哈苏苏两个口岸列为自开商埠，从而将东三省筹议自开商埠之时间大大推前，但根据史料，却至少可以将筹议时间上溯到庚、辛之际。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发展得难以收束，各国组成联军，进行武装干涉。沙俄遂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出兵东北，占据黑、吉、辽三省要津。以后，为收回东三省，清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采取了诸多举措，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将东北“全行开放”即为斯时对付俄国侵略的一项举措。参与筹议此事者有张之洞、刘坤一、王之春、伍廷芳等人。
    1901年3月21日，当杨儒为收回东三省而与俄使紧张谈判之时， 张之洞痛感“中国不亡于八国之环攻，而亡于一俄之作俑”，提出救急三策，其中一策即主动开埠。张之洞说：
    中国无利益与各国，各国断不能用实力相助，今拟有一办法，于我及各国均有大益，莫如将东三省全行开放，令地球各国开门任便通商，所有矿务工商杂居各项利益，俱准各国人任便公享，我收其税，西语谓之开门通商。即密告英、日、美、德各国，如肯为我切实助力，我即以此酬之，各国必然欣允，力驳满洲不允他国均沾路矿工商利益之条。查东三省有土地荒阔，物产最富，凡（及）矿务工商诸利，若不招外国人开辟，中国资本人材断难兴办。国势贫困如此，而地利坐弃，安望富强？此条如开，于中国兴利亦大有益，而从此俄人独吞满洲之计永远禁绝矣。洞前奏所谓中国一线生机，惟恃“各国牵制”四字者即指此。 （注：《张之洞电枢垣》（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二日）， 《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251页。）
    由于交还东三省的谈判取得进展，中、俄双方在1902年4 月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期撤离东北，沙俄借庚子事变占领东三省的计划破产，中国此一阶段“拒俄”之目的业已达到，因而作为“拒俄”手段的“自开商埠”，也就暂时束之高阁，没有下文。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东北开埠事被再度提起。日俄战争系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而挑起，战场就在清朝统治者视为“祖宗发祥之地”的东北。这场战争使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统治者不得不熟筹因应之策。
    1905年夏，俄国因水陆两战皆败，无以续战，乃决定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之调解，与日本议和，战争因此接近尾声。为筹善后，东北开埠事正式提上清朝统治者的议程。
    以上述主张为张本，清廷在同年底与日本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时，终于确定开放东北，并将此意写入条约“附约”第一款。其具体条文为：“中国政府应允俟日俄两国军队撤退后，从速将下列各地方，中国自行开埠通商：奉天省内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子江、法库门；吉林省内之长春（即宽城子）、吉林省城、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省内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爱珲、满洲里。”（注：《会议东三省条约·附约》， 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二册，340页。）此番决定“自开”之商埠，计奉天六处，吉林六处， 黑龙江四处，三省合计凡十六处。一次决定开放十六处商埠，诚如彭雨新先生所言，斯乃“东北从来未有的大开放”（注：彭雨新：《论清末自开商埠的积极意义》， 《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