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07年，受命担任东三省第一任总督的徐世昌前往辖区考察。考察事毕，徐氏给朝廷上《密陈考察东三省情形折》，该折所附东三省考察报告，提供了一些关于东北地区自开商埠的事实，虽甚粗疏，但参以其他资料，亦可悉其大略。
    关于奉天，考察报告对六处自开商埠均曾提及。省城开埠事已经着手经办。“已在关西勘有地段”，各国领事除英美外，均未至省。租界尚未营建。“商务以美（国）为大”。日本则着力经营服务业，“商铺客寓饭馆妓寮浴堂，无一不具”。凤凰城、铁岭、通子江、法库门商埠亦依约“自开”。在凤凰城，日人在战后已强买民地万余亩，作为市场。租界也已由各国“预定”，但中国方面却“布置毫无”。铁岭与法库门、同江一样，素为商务殷盛、货物云集之所，“商埠地段，现拟在该县西门外勘设，计东西长二里许，南北宽一里许，现在已有日本工商三百余户，约共一千四百余人”。同江虽系中日新约订明由中国“自开”之商埠，但商场界址“尚未勘定”。推原其故，实因中东铁路开通后，黑、吉两省之出口货物，多由铁路转输，未当交通孔道之同江自难免商务凋敝，每况愈下。法库门本系“边墙十一门之一”，地当蒙古冲要，市廛尚繁。“商埠地段拟在南街外勘设”，该处地势平坦，无民舍，亦无外人预设之租界地段。新民自乙巳日本驻军以来，一直由日人控制。“商埠地段业经勘定”；“民殷土沃，商货辐辏，洵为全辽中权要害，此新民之大略情形也。”（注：徐世昌：《密陈考察东三省情形折》所附“考察奉天省情形单”，见《退耕堂政书》卷五“奏议五”，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233 -277页、第285-286页、第332页、第316页。）
    吉林开埠的情况在徐世昌的报告中所言甚略，但文字记述却颇为集中，姑照录于兹：
    中日条约指开商埠在吉省者，有吉林、长春、宁古塔、三姓、珲春、哈尔滨六处。现长春已预备地段，在城外西北隅头道沟地方，宽八百余丈，长一千二百余丈。吉林省城指定地段在城外东北隅钱家屯一带地方。哈尔滨则拟在松花江南阿什河西之王永昌屯地方。以上三处，均履勘绘图，拟有章程。此外，宁古塔、三姓、珲春三处地段，则尚未筹议。此吉林预备开埠之大略也。（注：徐世昌：《密陈考察东三省情形折》所附“考察奉天省情形单”，见《退耕堂政书》卷五“奏议五”，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233 -277页、第285-286页、第332页、第316页。）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长春和哈尔滨。吉省商务，首推长春，其地绾毂南北，商货出入，实为转运之门户。凡吉省土产输出奉天营口山海关等处，皆荟萃于此；而营口输出品亦至此分运各地。日俄战争之后，长春为日人控制。其车站界限之内，日人之经营，已粗具规模；车站附近一带民地，日本铁路会社复出以重价，企图购买。不得已，长春商埠公司乃同日本驻长春领事交涉，谈妥由商埠公司划分经界，头道沟以东地段归日本南满铁路会社承买，其余概属商埠地界，长春商埠才得以建置。（注：徐世昌等编：《东三省政略·交涉·商埠交涉》，1 页，转引自前揭彭雨新文，202页，21页。）
    哈尔滨开埠亦颇费周折。该埠地当要津，中东铁路经由齐齐哈尔过松花江达哈尔滨，方能前往阿拉楚喀，俄人“遂于此处为铁路总站”。庚子之后，俄人自划疆界，强占扩充，逮及清政府宣布开埠时，其在车站一带扩充之地段，“东西计十八华里，南北计十三华里”，清政府所设滨江厅拥有完全主权者，“仅道外二十里耳”。为抵制俄人之扩张，哈尔滨以“官督商办”形式，设立商埠公司，划定地界，制订章程，规定：“埠内一切事权皆归中国自理，外人不得干预阻挠。如警察、卫生、医院、检疫、马路、水会、电灯、邮政，一切公益事件，均由公司承办。”并规定埠内租地不得超过四百方丈， “租期以四十年为限”（注：徐世昌等编：《东三省政略·交涉·商埠交涉》，1 页，转引自前揭彭雨新文，202页，21页。）。在俄人气势方张之时，哈埠官员敢于自行其是，捍卫主权，此洵自开商埠史上值得纪录并传诸后世者。
    黑龙江亦属徐世昌考察之范围。按中日条约规定，该省“应开”之商埠计有齐齐哈尔、海拉尔、爱珲、满洲里四处。据称：“外务部已与俄使商定将以上各处即行开放，现在齐齐哈尔商埠地段已择定在南门外船套子地方，东西约四五里，南北约八九里，其余他处尚未指有地段。”⑧即择定地段的齐齐哈尔商埠，后来亦因位于城西，稍嫌僻远，开埠之后，“华商既多观望，外人因而迟疑，数年以来，并无前往经营者”。直到宣统年间，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请改订该城商埠区域，“将商埠地址向东略为推展”，使之“与城厢接近”之后，情况才有所改观（注：《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16，29-30页。）。黑龙江开埠事进展不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俄人在该省植基已厚，但该省远离内地，“地僻民稀，商业从未发达”（注：徐世昌：《密陈考察东三省情形折》所附“考察奉天省情形单”，见《退耕堂政书》卷五“奏议五”，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233 -277页、第285-286页、第332页、第316页。），亦有以致之。
    与内地一样，东北自开商埠亦面临着经费支绌，各项应办事业难以按计划实施这一严峻问题。在东北三省之中，辽宁虽以盛京所在，且开发稍早，较为富庶，财政亦稍微宽卓，但日俄战争，其地惨遭兵焚，生民之苦，已不堪言。黑、吉两省尽管没有经历战火，但其财政状况，亦大感支绌。以吉林为例。该省光绪三十二年奏准开放之商埠共计六处，除哈埠为俄国铁路总站，得其地利，发展稍快之外，其余五处均甚少建置。该省着意建设的省城、长春两处商埠，“计划均已大定，工程亦已包估”，但具体工作却无法下手。其原因在于，该两埠需款甚巨，“若购地筑路建屋设警诸要政次第举办，饬令司道等切实估计，无论如何核减，非有款各一百万，必难观厥成功”。但吉林自改行省以来，财政即告支绌，加上协饷停拨，延吉边务费复需自筹，其经济已经竭蹶万状，若再于此时支出开埠巨款，吉省财政，将不堪重负。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东三省总督锡良、吉林巡抚陈昭常乃奏请援照济南等地自开商埠请拨经费成案，“仰恳天恩饬下度支部拨借两埠经费各一百万两，分为三年，请领足数，一俟吉、长设关后收有税捐， 即便陆续如数归还”（注：《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5，6-9页、6-8页。）。此奏获朝廷批准，吉林财政困难以是稍疏， 商埠建设亦得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