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北“自开商埠”之后，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首先表现在移民人数的急剧增长上。东北地广人稀，虽自然蕴藏丰富，但人力资源却极度缺乏。清朝自17世纪中叶定鼎北京之后，八旗兵丁、家眷大量入关，作为“龙兴之地”的东北逐渐凋敝。康熙时期，由于担心汉、满民人杂处“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将至毁弃“满洲之旧道”，朝廷开始实施禁止向东北移民的封禁政策，谕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注：《三姓档》卷49，189页； 《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51，转引自田方、陈一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121页。）以后百余年间，东北地区的人口统计数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生产力水平没有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人口数量过少难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咸丰末东北部分地区开禁放垦之后，由于关内移民的涌入，人口有所增长，但增长亦十分有限。以黑龙江地区为例，据统计，嘉庆十七年（1812年）该地区的人口为44万4千余人； 在东北“自开商埠”之初的1907年，该地区人口为250余万人。95年间， 人口增长200余万，除去自然增长数之外，移民性增长估计很难超过150万人。平均每年因移民而导致的人口增长不到两万人。 然而在1907 年至1911年，不过短短四年时间，该地区的人口便突破了300万。（注：《中国移民史略》，122-127页。）另据学者统计，1900年，东北北部地区人口为150万，1908年为570万， 1919年达900万，10年之间，增长6倍；东北南部的人口，1900年为300万，合计这年东北全境人口为450万，然而，到1927年，东北人口已高达2200万。（注：朱契：《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号，1928年6月，20页。）人口如此快速增长， 显然与东北自开商埠所展示的开发前景以及清政府实施的移民招垦政策有内在的联系。
    随着移民数量的急剧增长，东北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日渐丰富，以前长期存在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极度不成比例的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加上门户洞开，广肆招徕，社会经济因之而获得较大发展。这在商业贸易上表现尤为明显。
    开埠之前东北的对外贸易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上。以出口贸易而言，在1904年以前，其贸易额一直在两千万海关两以内。 1905年，清政府宣布在东北地区自辟商埠。以后数年， 出口贸易呈直线上升趋势。1908年比1907年增长了2.25倍，1909年又在头一年的基础上增长了1.65倍，1913年的统计数较之1900年增长了9.08倍，与开埠前贸易状况较好的1901年相比，增长额亦高达6.02倍。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在数量和增长速率上大体持平。东北内、外贸易的发展，显然已受益于清政府在这一时期所实施的“自开商埠”政策，不然统计数据将很难呈现增长线型。
    东北的“开放”，对于抵制日俄对该地区的侵略扩张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移民和商埠建设两个方面。从移民方面讲，大量关内移民到东北落户，有利于维持中国人在东北地区人口比例中居于优势的地位。盖清季移民东北的不仅有关内的中国人，而且有为数众多的俄罗斯人和日本人。以俄罗斯移民为例。自1896年取得中东铁路修筑权之后，俄国便极力实施其“黄俄罗斯”计划，企图将“关东省”与俄罗斯其他省区连接在一起。为此，俄国人开始向中国东北地区大量移民。日俄战争之后，虽其向“南满”方向的移民势头受到日人扼制，但在东北北部的移民数量未曾稍减。在修筑乌苏里铁路复线期间，俄国“岁迁民数十万布满沿边”，对中国政府维持在该地区的统治造成了威胁。大量关内移民涌入东北，有效地扼制了“黄俄罗斯”计划的实施。俄国陆军大臣库鲁巴特金承认：“俄国所最惧者，为中国之移民于蒙古北境盖沿西伯利亚之国境，去和平而稀薄之游牧民，而代以反俄之中国人，实为危险。”（注：《俄国陆军大臣库鲁特金日记》，转引自田方等著：《中国移民史略》，132页。）此话虽然是直接针对俄国占领旅大后的关内移民而言，但稍后因开埠而导致的大量移民的涌入，使俄人感受到更为明显的威胁，应不难想见。
    从商埠建设方面讲，其抵制日俄侵略的作用亦十分明显。开埠之前，日俄凭借经济实力，在东三省大量侵占地盘。中东铁路开通之后，俄国铁路公司即“按站购占土地”，自哈尔滨至满洲里，所占土地，“大站数千亩，小站数百亩”（注：徐世昌：《密陈考察东三省情形折》所附“考察奉天省情形单”，见《退耕堂政书》卷五“奏议五”，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233 -277页、第285-286页、第332页、第316页。）。在中东铁路总站所在之哈尔滨，“附近铁路之地，早经一展再展，逐岁经营，屹然已成重镇，及我宣告开放自辟商埠，则已人取膏腴，我得边瘠，人有市场，我无商埠矣。”在日俄两国铁路交汇处的长春，土地侵蚀更为严重。盖日之视长犹俄之视哈，多年以来，日人之一切规划，悉步武俄人，“而阴谋诡计，则又过之”。不仅长春车站界内土地为其占据，就是车站附近一带地亩，日本铁路会社亦出高价向百姓购买，“其节节布置，不遗余力”。东北宣布开埠之后，日俄的扩张受到抑制。以长春为例，开埠之后，吉林巡抚陈昭常即饬令代理西路道颜世清，“于日人已购地亩之四周，悉行圈购，毋使再有侵越，而于圈定界内，能设法购回者，议价收回”（注：《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5，6-9页、6-8页。）。这一措施，对扼制日人在长春的扩张，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东北“自开商埠”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与同期关内实施“自开商埠”政策一样，清季东北“自开商埠”，是一种旨在抑制列强侵略的政治行为，主政者的第一考虑是政治与外交而不是经济，因而对于属于经济因素的商埠选址、埠内设施建置等直接关系到商业贸易发展的问题均不甚措意。以同江为例，如前所述，自中东铁路开通后，黑、吉两省之出口货，多由铁路转输，未当交通孔道之同江，既有商务，已形凋敝。在此情况下，辟同江为商埠，其末来的发展前景，已不难预卜。其宣布开埠之后，商场建设，毫无进展，亦属益然。就宣布开埠之后东北地区的商业贸易而言，虽然数据表明了一定的增长，但数据是将“条约口岸”的贸易额包括在内的。在同期东北的商业贸易中，“条约口岸”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如果将这一部分排除，则“自开商埠”后的东北贸易必不致如此可观。
    从外交的角度分析，清季东北“自开商埠”，在筹划者的思虑中，乃是要借助各国对东北的“共有”，来反对日本或俄国对该地区的“独占”。这依然是在实施“以夷制夷”的传统外交方略，在国家没有“制夷”的真正实力的历史条件下，此一做法难免招致拒虎迎狼的可悲后果，这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从近代政治思想传承的角度看，清季东北“自开商埠”又有些像是在实践二十多年前郑观应等思想家提出的“商战”（注：郑观应有感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曾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主张。见《盛世危言》，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586页。）的主张。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列强来华，首重通商，“商战”尚不失为一种民族自救的有效手段。然而当清政府宣布东北“自开商埠”之时，“重商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像日、俄这样对于中国有领土野心的国家，商业利益不能厌其贪欲，单纯的“商战”也难以将其“制服”。清政府为抵制日俄向东北侵略扩张，而把一个本来属于经济行为的通商，作成了一种政治行为，用心良苦，应可鉴宥，然而其商业利益难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最终落空，也是十分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