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下文渊州后，桂军挥师进取谅山，对此，潘鼎新奏称他参与指挥此战，“探得该逆仍踞马丘骡墟，坚筑营墙，为久持计。恐其再来扑犯，宜乘其喘息未定，再加痛剿，则谅山亦不难克复，遂约各军十二日同进巴坪会攻。”十三日，桂军收复谅山。十五日，潘鼎新“轻骑入城，抚绥越民，严禁勇丁骚扰。”（注：《中法战争》（六）第438、455、394、395—396、171、438、358—359页。）此后，诸军继续攻取屯梅，观音桥，谷松等处，潘鼎新则留驻谅山，一是筹运军火，二是打扫战场，三是收容和处理前敌解送战利品。正在处理这些事时，潘鼎新接到解职朝旨，遂返回后方与护抚李秉衡办理交卸手续。这里，我们顺便戳穿《克复谅山大略》的一则谎言：“潘抚三月初三日去官回籍，军民沿河追骂，以砖石击舟中三十里。”（注：《中法战争》（三）第438、79、78、80页。）这恐怕也是造作谣言以丑化潘鼎新。因为潘鼎新卸任后，所部淮军亦给资遗归，清廷有旨命潘鼎新沿途管束，以免滋事。既然是督军而归，自无乘舟被军民追骂击石事。
    综上所述，可见潘鼎新在冯子材的影响下，曾参与支持、组织和指挥取得镇南关大捷，是抗法有功之臣。所以，苏元春在上述阵图总结大捷的原因时，指出也有潘鼎新的功劳在内：“然非张（之洞）总督通筹全局，顾念兼圻，多拨劲军，宽筹饷械。潘巡抚竭力行间，支持危局，亦未能奏功若此之速也。”光绪十四年，潘鼎新病死，九月十二日，李鸿章上奏《潘鼎新请祀昭忠词折》，就向朝廷重申潘鼎新参予取得镇南关大捷的功劳：“谅山失陷之时，朝廷鉴其危苦，有戴罪图功之温谕，有各军悉归调遣之严旨。该故抚乃能仰奉天威，部勒众将，规复故地，誓死为期，遂于二月初间，迭有镇南关连日之大捷。该故抚亲自督师出关追剿，再战再胜，又于二月十三日克复谅山，乘胜进扎观音桥，攻取谷松，方拟进攻船头各处，旋于途次接奉革职之命，既解兵柄，然后折回。”（注：《中法战争》（六）第438、455、394、395—396、171、438、358—359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3，页32。）台湾学者黄嘉谟在检阅《李文忠公尺牍》中复致苏元春的函稿，发现自光绪十五年至十九年间，李鸿章共有五函与苏元春淡及如何奏请清政府褒扬潘鼎新的抗法功劳和在镇南关为苏元春建立专祠等事。如光绪十五年正月初十日函称：“专弁到津，奉九月朔来书并图三分，发题展视，赫然殊观……尤可及者，处处归重前帅，功罪分明，从群疑众谤之余，见战苦功高之迹。……琴帅有知，当瞑目矣。即当转呈成邸，上献紫宸。琴帅……南关再出，转败为功，诚如尊论，不容淹没，事在罢职之后，厄于群议，未得自言，境过时平，是非已有定论。执事笃旧府之风义，慰边城之哀思。似应商请粤西抚军在南关奏建专祠，足报荩烈而彰公道。”（注：黄嘉谟《清季广西边防概略—李鸿章复苏元春函稿申论》载台湾《广西文献》第廿一、廿二期。）但此事后终未果。
    四
    那么，潘鼎新为何会从一个抗法功臣被污蔑、丑化为一个可耻的逃兵，以至有功不赏，长期淹没，郁郁而终，含冤蒙垢百年之久呢？
    原来，当潘鼎新在抗法前敌艰苦支撑，浴血御寇的时候，无意中得罪了一些权贵，从而埋下他日后遭受厄运的祸根。当潘鼎新赴广西巡抚任之始，就在光绪十年四月接到李鸿章的电报：李已代表清政府与法方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条约》，中法两国息兵言和，桂军将照约撤回边境。但李鸿章却没有告诉潘鼎新在谈判中的一个小插曲：法方代表提出明确的撤军日期、李鸿章却只是含糊应对，没有明确表态应允或拒绝，也没有上奏清政府。外交经验不足，同时也急于邀功请赏的法方代表却误认为是中方已予应允，于是电告法军如期前往接收桂军防地。五月，潘鼎新得到法军逼近桂军防地的情报，于是连连函电清政府请示进止，并极力主张桂军照约撤回边境。此时，在清政府中执掌大权的是刚刚取代恭亲王入主中枢的醇亲王奕譞。此人言大而夸，志大材疏，对外夷素来持强硬态度，却无妥善的抗敌方略。他以李鸿章并未奏报为由，拒绝法方限期撤军的要求，连连降旨：“滇、粤两军驻扎之地，断不能退守示弱。本日已电谕岑毓英、潘鼎新按兵不动，如彼族竟来扑犯，惟有与之接仗。”（注：《中法战争》（五）第474、381页。）严旨煌煌，不能违抗，潘鼎新只得部署迎击法军，在观音桥一仗，狠狠打击了法军的气焰。
    然而，一旦中法重开战端，奕譞才明白，由于中国海防力量薄弱，只能坐视法国船队猖獗，被动挨打，损失惨重，于是，又后悔当初的孟浪，反而把起衅肇祸的责任推到潘鼎新的身上。闰五月十五日，李鸿章电告潘鼎新：“省三自京回，醇邸面言，当日尊处若先照约略退，再电奏亦无妨。可知内意非必主战。“（注：《中法战争》（四）第222、220、487、522、468、469、237、475、475、154、484—485页。）奕譞态度的根本变化，引起其他朝臣的追随，原来协饷广西前敌的各省也借机拖延，给广西边军造成严重缺饷的困难。十月二十三日，潘鼎奏向清廷诉说苦衷：“在各省或私议谅山一役再起衅端，讵知当日情事实有万难退让之势。臣岂不思安居内地，而必欲艰难困苦，久处烽烟瘴疠之乡，绝非人情。惟事关中外大局，必须公忠体国诸臣筹饷筹兵，同力合作、畛域无分，以收一劳永逸之效。”（注：《中法战争》（六）第438、455、394、395—396、171、438、358—359页。）但已无助挽回圣眷。中法战争结束后，诸将获赏，唯漏潘鼎新。《申报》曾刊载都下述闻指出：“广西抚潘鼎新因肇事端致中法失和而未获赏赐。”（注：《申报》影印本第27卷96页，第2版。）多少说出其中真正原因。
    其次，是潘鼎新得罪了顶头上司、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张之洞赴任广州之始，就有人向他进谗，历数潘鼎新各项劣迹。张之洞虽然认为并非全是事实，但却对潘鼎新有了成见。“本署部堂殊深疑虑。”（注：《中法战争》（六）第438、455、394、395—396、171、438、358—359页。）以后，两人的关系都不甚和谐。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六日，张之洞等人密电清政府，危言耸听地说：“潘不善驾驭诸将，才力竭蹶，调度未能裕如，桂军断难再振，则已显然。”要求将潘鼎新革职。（注：《中法战争》（六）第438、455、394、395—396、171、438、358—359页。）清政府纳奏施行。但事实却和张之洞开了个玩笑，在革职令尚未生效之前，潘鼎新已与诸将并肩作战，取得了镇南关大捷的辉煌胜利。可能心怀歉意的张之洞曾于二月十九日电致李秉衡了解潘鼎新参战情况：“琴帅驻何处？关外军事紧要，不知琴帅与子熙、阁下如何商酌”不知是李秉衡欲倾陷潘鼎新抑或实在不明其中奥妙，便于二十五日复电张之洞，只字不提潘鼎新参战情况，却说“琴帅现在海村”。（注：《中法战争》（四）第222、220、487、522、468、469、237、475、475、154、484—485页。）张之洞据此，除自己上奏攻讦潘鼎新外，还指使幕僚撰写《克复谅山大略》，诬蔑潘鼎新远避海村从而造成众口烁金，复盆莫辩的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