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处置德国问题的主张，与其他三国的方针原本是有一致之处的。但很快就暴露出不一致，特别是与美英不久采取的扶德方针相抵触，甚至也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1944年12月，戴高乐访苏，想用支持苏联以奥得一尼斯河为波兰西界的主张，换取苏联支持以莱茵河为法德边界。但斯大林却不表支持。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三巨头决定不分割德国，而是要把和德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并且将建立中央管理机构，最终则要使统一的德国回到世界大家庭中来。法国立即声明反对这一决议，并宣称将在法占区拒绝执行有关规定⑦。1945年8月下旬，戴高东到美国，向杜鲁门强调要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德国东山再起，要求鲁尔国际化。杜鲁门却强调“不要夸大德国的危险性”，对法国一系列对德主张表示保留⑧。在对德管制建立后，法国代表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中，多次使用否决议，阻止建立德国中央管理机构的措施，使管制委员会工作常常陷入瘫痪，各占区则自行其是⑨。同时法国在自己的占领区中推行自己的一套。在经济上把法占区作为法国的供应基地，利用德国资源供法国恢复经济之用。在政治上鼓励法占区各州的地方特殊主义倾向。实际上，在美英同苏联的争论激化以前，在德国问题上法国与美英的争执甚至更为尖锐。
    1946年1月戴高乐辞职，其对德方针在此后几年中仍被法国政府沿袭下来。同年7月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提出合并占领区，以利德国经济恢复，法国加以拒绝，而是继续在其占领区内我行我素，把它控制下的莱茵地区的一部分并入一个新的州，称为莱茵一法尔茨州。12月又在萨尔区与德国其他地区之间建立关税壁垒，使其在经济上与德国隔离而与法国结合。
    1947年美苏冷战正式开始，此后愈演愈烈。美英明确地把对德国问题的处理从属于抗苏冷战的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加紧扶持德国经济恢复，筹建西德国家，并宣称即使法国反对，它们也要干下去。法国面临苏联的威胁（特别是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和随后开始的柏林危机，更使西德感到苏联威胁严重），经不起冒与美英对立而陷入孤立的危险。加之关于建立北约的谈判和美国明确地对欧洲安全承担责任，有助于制约德国和减轻法国的担心。法国终于在德国问题上向美英靠拢。1948年春夏，在西方六国伦敦会议上，法国同意让整个西德都加入欧洲复兴计划（即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以及建立一个西德政府。法国也不得不放弃分离莱茵地区的要求，但它要求对鲁尔的煤钢生产和分配实行国际管制（当时在英美控制下），以及在军事上对法国的安全予以保障。美英满足了法国的要求：1949年成立了鲁尔国际管理局，同时成立了一个军事安全局以确保德国的非军事化。
    即使如此，在筹建西德国家的整个过程中，在德国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恢复德国经济、合并占领区、起草占领法规等一系列问题上，仍然产生了许多争论。法国的基本态度和要求仍然是：尽可能削减德国中央政府权力，延缓德国经济的恢复，延长和较多地保留占领国在西德国家成立后继续拥有的对德权利⑩。法国还担心北大西洋公约可能吸收未来的西德国家参加并使之重获武装，在法国议会辩论北大西洋公约时，德国的地位成了中心问题。外长罗贝尔·舒曼不得不作出保证说：不可能有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的事情（11）。尽管法国有对德国复兴的重重忧虑，却是无力回天。西德国家终于在1949年9月成立，法国占领区成为西德国家的一部分。法国不得不使德国问题从属于抗苏需要，在此前提下寻求防止德国再度为害的途径。
    3
    西德国家的建立，使德国问题出现了新的形势。美英继续推行复兴西德并将其纳入西方阵营，并争取在西德的基础上统一全德，最终将整个德国纳入西方体系之中的政策。这与西德阿登纳政府的方针是相吻合的。德国统一这一目标，由于东西方冷战，已成为主要是东西方之间斗争的事情，非西方集团单独可以解决的。而且对法国来说，德国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是件值得欢迎的事，它毕竟在总体上削弱了德国。早在1947年7月法国《世界报》就说过，德国的分裂也许不可避免，但也许不失为德国问题的最彻底的解决办法（12）。但随着西德的建立，不管法国愿意去否，西德的经济复兴，并逐步恢复主权并成为西方集团中的平等一员，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对法国也仍然是足堪忧虑的事。西德已不再是本身没有最高权力机构的“占领区”，而是一个国家了，并很快就显示出争取平等和主权完整的强烈意志。阿登纳政府对西德成立后盟国仍加在它身上的种种限制日益不满，而法国恰恰是主张加强和延长这此限制的。1949年到1950年初，当法国与萨尔当局谈判签订“法国一萨尔协定”，谋求继续控制萨尔地区时，西德出现了强烈的抗议浪潮，法德关系陷入危机状态。阿登纳指责法国在萨尔的所为是“反对欧洲的决定”，将激起德国的民族主义，危害欧洲恢复（13）。西德还强烈批评在法国要求下建立的鲁尔国际管理机构，说西德受到了歧视。还强调，除非对鲁尔这样的国际控制扩大到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的工业区，才是可以接受的（14）。因此当西德被吸收参加鲁尔国际管理局之后，西德仍是不满意的。阿登纳对于盟国通过《占领法规》对西德主权和自由的限制也很不满意。他说：“我们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占领法规对我们的权力范围有相当的限制。”阿登纳政府为尽快实现西德的主权和平等地位而不懈努力：要求停止对德国工厂的拆迁，要求盟国驻德专员不经与西德政府磋商不要就西德对外事务作出决定，要求修改《占领法规》，要求在“权利平等”的条件下加入西方阵营的“防务安排”，实现重新武装。
    西德政府的这一系列要求，在欧洲东西方尖锐冷战的条件下，符合美国的战略需要，因此，逐步地取得了成效。1949年11月，三个占领国与西德签署“彼得斯贝格议定书”，进一步减少对西德工厂的拆迁，放松对西德经济的限制。美国还积极考虑让西德加入北约“安全安排”，即实行重新武装的问题。因为在美国看来，没有西德的防务贡献，欧洲的防御就只能是“大西洋岸边的一场后卫战”。只有西德参加，才能有纵深的防御。西德成立不久，美国政府内就频繁地谈论起利用西德的力量来加强西方的防务。西方三大国外长1950年5月11日在伦敦开会，讨论西方防务和西德的地位、西德的生产发展速度问题。虽然西德重新武装问题的正式提出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9月，但正如法国舆论在辩论北大西洋公约时指出的，北约包含着西德重新武装，就如鸡蛋中包含着胚胎一样（15）。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在让西德复兴并重新武装的同时，又确保西德不致再度危害欧洲和平与安全。这个问题早就存在，现在由由于西德国家的建立和它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摆脱不平等的地位并重新武装，而更为突出了。诚然，美国和英国在西欧驻军，通过占领法规，通过北约，对西德加以制约，都是能够为此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大都是靠外来力量起作用，终究是不可能持久的。因此，欧洲应有一种欧洲本身的更为积极而长远的解决办法：建立一种有机的结构，实现欧洲国家包括德国在内，永久和解，进行合作。从1948年开始任法国外长的舒曼经常询问周围的人：“我们如何处置德国？如何创造一种稳定的欧洲环境呢？”（16）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德国问题的另一思路在欧洲、在法国取得了主导地位。这就是法德谅解和合作，在统一的欧洲中来解决德国问题，消除战争危险，保持和平与安全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