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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欧洲国家间的合作和联合来消除纷争、确保和平与发展的思路，在欧洲历史上早已有之，关于法律和解合作的建议，也早有人提出过。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外长白里安就曾主张法德和解和欧洲联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德和解和欧洲联合的主张，在关于战后欧洲的各种设想中，广泛地占有一席之地。在战后初期欧洲重建过程中，欧洲联合运动更是蔚然成风，出现了各种致力于此的组织，举行过多次以此为宗旨的会议，提出过种种计划和方案，并且开始了政府间合作为特征的西欧联合。战后欧洲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要解决德国问题，只有通过一体化的欧洲联合才能实现。1948年海牙“欧洲大会”的决议指出：“无论就工业或政治而言，德国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有赖于欧洲联邦。”（17）欧洲联邦派主张建立“欧洲联邦”，实行超国家性质的“一体化”联合，以便建立起有真正实权的欧洲权力机构，来约束各国的行为。法国在戴高乐战时制定的对德方针行不通之后，也转向在欧洲统一中解决德国问题的道路。1948年的外长皮杜尔说，只有在一个统一的欧洲中才能解决德国问题（18）。继皮杜尔为外长的舒曼，更是早就设想在统一的欧洲范围内实现法德和解。他在法国辩论北约时明确指出：“德国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要在和平的欧洲合作框架中来解决它”。（19）从他任外长时起，法国政策的重心就决定性地转到了在欧洲统一中解决德国问题。1949年，社会党人安德烈·菲利普也提出应通过欧洲统一来解决德国问题（20）。
    但是实际上，直到1950年西欧还只有一些政府间合作的机构和组织，它们并无欧洲联邦派所希望的制约各国行动的实际力量。实际情况只允许从某一具体的方面着手，逐步渐进，以期最后达到目的。这就是所谓“功能主义”方式。这就要求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或曰起点。由于欧洲联合的关键必须是法德两大国的和解与合作，这个突破口或起点必须是法德两国认为重要并可以接受的。1949年9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关于德国问题的解决，我认为我们应当让法国充当带头人”。他是要法国拿出主动来。1950年4月，他再次对法国提出这个要求（21）。一项欧洲解决办法只能由法国来带头。法国政治家也认识到必须采取主动。让·莫内在1950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德国的形势如果不向与自由人民合作的方向发展，德国就将变成“法国的癌症和和平的癌症”。“如果法国现在还不讲话，还不行动，今后的国际形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那时，有些国家会聚集在美国周围，……会进一步加剧冷战局面。……德国将日益迅速发展，将被重新武装起来。这一点。就连我们自己也无法阻止。……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必将导致法国的灭亡。”（22）。法国认为，在欧洲范围内解决德国问题的关键，是对德国重工业建立某种控制，社会党人安德烈·菲利普指出：“保证新德国不致支配欧洲的唯一办法，是欧洲支配鲁尔（23）。随着西德国家的成立及其恢复重新武装不可避免，这个问题更加迫切，因为鲁尔重工业正是军事力量的最重要基础。在1949年签署彼得斯贝格议定书之后，法国议会内再次发生激烈争论，要求政府大力阻止德国工业潜力的复活和转化为军事力量，鲁尔国际化，以作为欧洲安全的保障和联合的欧洲的初步阶段等（24）。让·莫内分析道：在法德交界三角地带的煤钢工业，是互相补充的，由于人为的国界划分和民族主义的形成，造成双方为了这一地区而进行激烈的冲突，任何一方失去这一地带，就感到安全没有保证，于是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和战争，而煤钢工业作为军事实力的关键问题，又使冲突更加严重了（25）。因此，实现对德国重工业的控制，就成为消除对德国工业和军事实力的恐惧心理（这被看作欧洲联合的最大障碍）、实现法德和解合作，在欧洲框架内解决德国问题的关键和起点。这不仅仅是法国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其他欧洲国家所关注的问题。让·莫内则把这称之为“误会最多”、“最容易犯旧错误”的问题（28）。因而在欧洲框架中解决德国问题要首先从这里着手。
    对法国和其他国家来说，控制德国的重工业区是在欧洲框架中解决德国问题和实现法德和解合作的关键，但怎样才能使这种控制成为西德能够接受的呢？控制鲁尔等德国重工业区，并不是新的要求。过去法国的政策也曾致力于此，其结果只是引起德法矛盾的加剧和德国人的反感和抗议，那怎么能消除积怨保证和平呢？关键问题在于要以一种新的、有利于法德和解的精神和方式来实现这种控制。过去那种单方面的限制西德的方式，使它感到受到压制和歧视，自然只会适得其反。正如前述，阿登纳明确地表示，除非对法、德、比、荷、卢等国工业都进行国际控制，西德才能接受这种控制。1950年春，西德接二连三地抛出了一系列有关建议，如建立包括德国南部和法国洛林在内的关税同盟，建立拥有统一议会和共同国籍的、向其他国家开放的法德联盟，建立一个法德经济联盟，以及建立一个在法－德－英联盟基础上的欧洲议会等等建议。他还指出，西德加入欧洲联邦的条件是权利平等（27）。有利于法德和解合作的方式，只能是在平等联合的基础上，实现对西德的鲁尔和萨尔工业区的控制。这正是舒曼计划的实际制订者让·莫内的主张。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德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德国担心盟国的监督长期下去，因而会使德国长期处于屈辱地位，而法国则担心德国一度强大，别人就更难驾驭。怎样解决德国问题呢？瓜分德国的野心是建筑在战胜国暂时的优势基础上的，这已经过时了。如果放弃战胜国统治他人的想法来研究主权问题，战胜国与战败国共同达成协议，联合经营共同的天然资源，法德两国的联系就会牢固，合作前景就会十分广阔。必须在消除对德国因战败而受到歧视的地位的同时，把法德两国的工业放在同样起点上，既可消除一方的特权地位，又可消除另一方的战争威胁，使法德进入和平时代，并对欧洲统一起到积极作用（28）。这就是说，要对德国工业建立国际控制以消除战争的恐惧，法国也必须接受类似的控制；要限制德国的主权，法国也必须在主权方面作出类似的牺牲。1950年法德萨尔之争激化之际，莫内告诉舒曼：“和平只能建立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1919年我们缺少和平，是因为我们实行歧视他人的高人一等的政策。我们目前正在犯同样的错误。”（29）其实，早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时期，莫内就考虑过欧洲各国不能仅仅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而是必须实行超国家的联邦。在德国问题上，应考虑把鲁尔的煤钢资源置于欧洲权力机构领导和管理之下，欧洲各国都把一部分主权交给一种“中央联盟”似的机构，以建立巨大的欧洲市场和阻止民族主义势力重新抬头（30）。
    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莫内在1950年4月份同他的助手一起，数易其稿，起草了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议。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外长舒曼的支持。1950年5月9日，这个建议由舒曼正式向外宣布，故名之曰“舒曼计划”。他建议成立一个由各参加国在平等基础上组成的超国家的欧洲机构，统一管理参加国的煤、钢工业。由于煤钢工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又是军事力量的重要基础，煤钢工业的欧洲化就可以改变这个地区长期从事武器制造并不断使自己沦为牺牲品的命运，使将来法德之间的战争不仅不可想象，而且“在物质上也不可能”。同时还可以最终导致经济和政治上统一的欧洲，为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打下基础。舒曼在随后强调，这个建议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的，即一劳永逸地结束法德之争（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