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形如牛轭，岛上林木丛生，资源丰富。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各族人民以打猎、捕鱼、淘金、拧海带、捞海参为生。
    青岛是当时世界上着名的梅花鹿天然繁殖场。沙俄占领后，将该岛划归海参崴狩猎爱好者协会。哥萨克肆意猎获，梅花鹿急遽减少（注：《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第316、412页。），这就断绝了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生活来源。
    青岛又以盛产金砂着称。该岛的采金业具有很长的历史。沙俄《滨海省》一书的作者承认：“远在俄国人到来之前，南乌苏里地区即已有了采金业”，“在阿斯科耳德岛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蛮子从事这一行业”（注：《滨海省（1858—1898）》，第189页。）；他们“均系多年潜入深山渔猎之人”（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6页。）；一八八五年到过这一地区的清朝官吏曹廷杰说：青岛“先年出金最旺，华人偷采者多至数万。俄人争此岛甚力，累与构衅”（注：《西伯利东偏纪要》，第27页。）。这些记载说明：在沙俄占领青岛以前，就有大批华民在该岛定居，他们既不是从“界外”来的“不肖之徒”，更不是“侵入国境”（指乌苏里江以东——引者）的“红胡子”；青岛的华民长期以来就以淘金为主要谋生手段，他们既不是为“一掘千金”而发财致富的“淘金狂”，也不是“朝东暮西”的“流浪汉”；青岛淘金工为扞卫领土主权和采金权益，曾与图谋霸占青岛、独吞矿权的沙俄侵略者进行了多次斗争。无情的历史事实，粉碎了沙俄对青岛淘金工的无耻诽谤。
    骇人听闻的殖民统治
    沙俄吞并乌苏里地区后，疯狂推行军事镇压、经济掠夺、强制同化、灭绝当地居民和武力驱逐华民的罪恶政策，把乌苏里地区变成了暗无天日的囚笼，当地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沙俄不断向该地区派遣军队，到处建立军人村屯和哨所，在伯力、双城子、海参崴等交通、战略要地，“设屯置戍”（注：徐宗亮：《黑龙江述略》，第6卷。），安炮驻兵。早在一八五九年，该地区就已屯扎两个“乌苏里步兵营”，共三千二百九十人（注：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伦敦1861年版，第146页。）。一八六○年六月，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悍然宣布：对“敌视俄国”的当地人民，要采取“武力手段”（注：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一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1891年版，第2卷，第292页。），实行血腥的军事镇压。
    沙俄殖民当局肆意掠夺当地居民的耕地，无偿地赐给俄国移民。规定：移民占用土地时，平均每个男人不得少于二十一俄亩；河岸地区五十俄丈以里的土地，可以“随意占用”（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235、240页。1俄亩＝1.09公顷。）；任何一个俄国移民都可无限制地购买土地；对神职人员更是优待，拨给每个牧师八十俄亩可耕地，作为庄园和刈草场（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254页。）。在沙俄政府的鼓励和驱使下，移民源源而来，截止一八六九年，在乌苏里地区共建二十八个村屯，移民达五千三百一十名（注：《黑龙江沿岸地区》，莫斯科1909年版，又据普尔热瓦尔斯基统计，至1868年止，乌苏里地区的俄国移民共有5500人（见山内封界：《海参崴与滨海州》，东京1943年版，第61页。））。移民剧增的结果，正象阿尔谢尼耶夫所供认的那样：“俄国移民夺走了中国人的土地”，迫使他们迁往内地或更边远的地方（注：《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第136页。）。又说：“据乌德海人自己讲，从前在沿海地区他们人数非常多，‘白色的天鹅从皇帝港飞往奥耳加湾时，都被他们的篝火熏黑了’”，可是，“在殖民者的排斥下，抛弃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一步步退到深山，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无法生存，种族灭绝之快超乎人们的意料”（注：《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第34—35页。乌德海人在19世纪60年代初，大部分居住在大柞树河和野猪河两岸沿海一带。后来逐渐北迁，直到阿马古河一带（见《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第444页）。皇帝港，即哈吉湾，今名苏维埃港。奥耳加湾，即石门湾，内有石门镇，俄名科什卡村。）。
    沙俄殖民者还向当地人民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苛捐杂税“象雨前突然出现的蚋群一样纷至沓来，使人不堪重负”（注：索尔恩采娃：《乌苏里的曙光》，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234页。）。殖民者常常巧立名目，例如规定：各沟“黑菜营”每人必须向俄人交木耳十斤，“方准在彼捡菜”（注：《珲春协领和付都统衙门档案》。）。大肆敲诈勒索，妄图借此驱逐华民出境，“把土着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注：格鲁兹捷夫：《阿穆尔》，彼得堡1900年版，第120页。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234页。）。
    沙俄殖民者极力推行同化政策，强迫当地居民改用俄名，学说俄语，取缔华民学校，派遣东正教徒“蛊以祆言”，“迫令改装”（注： 魏声和：《鸡林旧闻录》，载《吉林地志》，油印本，第45页。），妄图消灭当地各族人民的民族特点。
    沙俄殖民者来到乌苏里地区后，“把整个俄罗斯的污泥浊水都倒在这里”（注：杜勃罗夫：《普尔热瓦尔斯基传》，彼得堡1890年版，第81页。），毒化了美丽富饶的乌苏里大地。殖民者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天花、梅毒等“文明”的传染病和可怕的烈酒。赫哲人曾几次染上天花，“使他们骇人听闻的大批死亡”。沙俄殖民者自己承认：“导致异族人灭绝的原因很多，而主要原因之一是死于俄国人带来的疾病”（注：《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第34页。）。然而，“最致命的是伏特加酒。各色唯利是图的商人，先用它毒害贫穷的异族人，然后，由俄国人带来的疾病又摧残他们”（注：《阿穆尔》，第118页。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235页。）。
    综上所述，沙俄殖民者剥夺了当地居民的一切生存权利，逼得他们背井离乡，四处逃亡，挣扎在死亡线上。这就是新老沙皇赞不绝口的俄国人给当地带来的“文明曙光”和“欢乐世纪”（注：《普尔热瓦尔斯基将军在中亚》，载英国《亚细亚每季评论》，1887年，第6卷，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