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者来自广阔的南乌苏里地区，除青岛淘金工和苏城一带的“沟民”外；还有秦孟河一带的“炮手”（注：《宁古塔付都统衙门档案》，同治七年九月。）；珲春境内人民组成的“武装部队”（注：《乌苏里边区旅行记》，第185——136页。）。在起义军中，汉族占多数，也有许多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被压迫阶级——淘金工、“沟民”等无疑是起义军的主体，但也有少数剥削阶级人物加入了起义队伍。据《可萨克东方侵略史》一书记载，在起义者中有南乌苏里的“富家”。“富家”的房屋“极高大”，“各有百余人仆隶”，“开沃土耕作”（注：该书第68页。），显然属于地主阶级或富农阶级。剥削阶级人物加入抗俄行列，是当时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突出的结果（注：在沙俄入侵乌苏里地区时，“揽头”曾参加了抗俄斗争。“揽头”是“觅资雇人”的“领票参商”；是“官参局”和“刨夫”间的“中间人”：他们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地位，属封建把头（见《吉林外记》，第8卷；《嘉庆大清会典》，第13卷）。如着名的宁古塔的“揽头”张登瀛，在宁古塔付都统衙门的档册中，就立有他的账号，记载在他的名下，尚“余参六千余两”，并“欠交生息本银二千两”。可见“揽头”并非一般群众（见《宁古塔付都统衙门档案》，同治六年六月，七年二月）。）。
    总之，“当地中国居民大部分转向他们（指起义者——引者）方面”（注：《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第75页。），汇聚成一支由各行业、各地区、各民族和各阶级参加的抗俄大军。
    随着斗争的深入和队伍的扩大，起义军的目标和计划也愈益明确。他们的目标已不单单是返回青岛，而是“欲悉杀此地露人”（即俄人——引者）（注：《可萨克东方侵略史》，第66页。），“全部消灭欧洲居民”（指俄国移民——引者）（注： 斯蒂帕诺夫：《新旧俄国》，彼得堡1880年版；阿利亚别夫：《乌苏里地区》，彼得堡1872年版，转引自《西伯利亚年代史》，日译本，第759页。），“把俄人逐出本地区”（注：《滨海省（1858——1898）》，第190页。）。具有如此鲜明的抗俄目标，这在中国人民近代抗俄斗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时，起义军还提出了“攻破海参崴，即进取摩阔崴”的行动计划（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7页。）。
    海参崴是乌苏里地区的南部门户，自古以来就以盛产海参着称，因此叫海参崴。（注：鸟居龙藏：《东北亚搜访记》，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8页。）港外“群岛散布，作天然之屏风，港内左环右绕，四面皆高山，陡峻如壁”（注：于去疾：《海参崴旅居记》，载《国外游记汇刊》，第2册，卷之五，第一页。），是个自然条件极为优越的港口。
    沙俄把海参崴视为“金角”，极为重视（注：斯图尔特·柯尔比：《苏联的远东地区》，麦克米伦1971年版，中译本，第169—170页。俄人后来声称：“宁弃本国京城，不弃海参崴”。）。一八六○年六月武装占领后，开始悉心经营，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控制东方”之意，决定作为进一步侵略和控制中国、日本和朝鲜、继续向太平洋扩张的军事基地。一八六二年正式改为军港（注：扎哈罗夫等：《红旗太平洋舰队》，莫斯科军事书籍出版社1973年版，中译本，第28页。）。因此，起义军决定首攻海参崴，并派人侦察海参崴的军情（注：《可萨克东方侵略史》，第67页。），为攻取沙俄这个殖民巢穴作了准备。
    摩阔崴，俄名波谢特湾，位于距彦杵河入海口约二十里的地方，也是个优良的港湾。早在一八五九年七月，穆拉维约夫就曾闯入该湾，极力鼓吹“把波谢特湾划归俄国”，因为“波谢特湾里有一个良港”，又可以借此“把边界一直推到朝中边界的图们江”（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557—558页。）。沙俄占领了摩阔崴，从而切断了吉林的一切出海口。起义军把它列为第二位的攻取目标，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按照新的行动计划，起义军“转行各处”（注：《可萨克东方侵略史》，第67页。），“攻杀俄兵”（注：《军机处录付奏折》，同治七年七月九日。），将南乌苏里地区，兴凯湖和绥芬河之间“扫荡几尽”（注：《可萨克东方侵略史》，第67页。），抗俄烽火燃遍南乌苏里大陆。
    沙俄疯狂绞杀起义军
    正当起义军节节获胜，殖民者岌岌可危之际，沙俄政府调集大批援军，对起义军进行疯狂反扑。沙俄殖民当局遭到痛击后，一面驰报东西伯利亚总督，请求速派援军；一面照会清政府地方局，要求出兵“助剿”。五月中旬，沙俄绥芬军区和海参崴驻军司令部分别发布命令，悍然宣布“处于战争状态”，要求殖民者闻讯后，立即到指定地点荷枪待命。六月上旬东西伯利亚总督又宣布乌苏里地区全部驻军处于“战争状态”（注：《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第75页，《符拉迪沃斯托克城简史》，第32—33页，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240页。），并从阿穆尔省派来大批援军（注：《外交报》，第66号，第15页，1903年12月23日出版。）。这些措施表明，沙俄殖民当局决心把起义者置于血泊之中。
    刚刚来到乌苏里地区进行“考察”，并准备潜入我国长白山进行一次“冒险性的考察”的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被任命为参谋长，指挥苏昌河（即苏城河）一带哥萨克，镇压当地起义军（注：《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第75页。）；派遣陆军中尉杜宾尼斯基率领乌苏里哥萨克营，开往双城一带，追击正向兴凯湖附近渔人石转移的起义军主力部队。在距双城子二十多公里的地方，近千名起义者与俄军遭遇。俄军发动猖狂进攻，起义军因伤亡重大，被迫转移到中俄边境一带（注：《乌苏里边区》，第75页；《滨海省（1858—1899）》，第190页。）。
    在青岛起义爆发不久，为了要挟清政府，沙俄殖民当局将沿海一带“渔采之人”，诬蔑为“匪”，大肆逮捕，投入海参崴的“水牢”（注：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7页。），并胁迫清政府同意，在被捕的七十多名“渔猎旗民”中，“如有淘金者，即解至交界处所，讯明取供正法”（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0卷，第23页。）。滨海省省长还下令在海参崴组织“特种法庭”，对被捕者进行非法审讯（注：《符拉迪沃斯托克城简史》，第33页，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240页。）
    这时，清政府正被第二次鸦片战争吓得惊魂未定，继续奉行投降媚外政策，生怕“启衅邻封，致滋借口”，担心起义军转入内地，“贻患将来”（注：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8—29页。），竟把起义军视为寇仇，大张挞伐，与沙俄殖民者沆瀣一气，共同镇压起义军。清廷严饬吉林将军富明阿令宁古塔付都统乌勒兴阿、珲春协领讷穆锦一体防范，“慎守边隘”；同时接受了沙俄出兵“助剿”的要求，表示愿与俄官“和衷共议”。（注：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9卷，第37、38页。）为此，清廷频颁军令，调兵遣将，委派宁古塔付都统带领“演练官兵”一百六十名“驰往助剿”；又由吉林省城拣派“常川演练官兵”一百五十名，“配齐铅丸火药，拨给出省盐粮”，交统领全福管带，于五月三十一日由山路直奔珲春一带，“以备策应”（注：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7—28页：第60卷，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