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沙俄的魔爪一伸进乌苏里地区，吉林军民“闻其凶焰横恣，无不切志同仇”，纷纷组织起来，“按牌团练”，“自固闾阎”（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4卷，第2—8页。）。苏城一带恰喀拉居民数百人“因俄夷骚扰，日不安身”（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0卷，第12页。），迁移到珲春附近。汉族居民也有不少耻于与殖民者杂居，自愿迁徒到乌苏里江西岸（注：布谢：《乌苏里地区》，载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2卷，第2分册，彼得堡—莫斯科1895年版，第418页。）。他们拒绝为侵略者引路，烧毁俄人房屋，张贴抗俄告示，利用各种形式与沙俄侵略者进行斗争。
    可见，南乌苏里地区抗俄风暴的兴起及其来势之猛、发展之快、规模之大，绝非一朝一夕之故。它是沙俄侵略者与当地中国各族人民之间尖锐矛盾的一次大爆发；是当地人民坚持多年的抗俄斗争的新高涨。而沙俄向青岛淘金工“搜索金砂”（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6页。），实行武力驱逐，则是青岛起义爆发的一个直接原因而已。
    抗俄风暴席卷大陆
    沙俄吞并乌苏里地区后，对该地区的金矿分外眼红。穆拉维约夫极力鼓吹：“用一切办法鼓励采金业，毫无限制、毫无例外地让各阶层人士从事采金业”，以便从新划归俄国的土地上“得到利润”（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654——655页。）。为了独占青岛金矿，沙俄政府不顾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的规定（注：《中俄边界条约集》，第28页。），在为了贯彻本国关于采金的“条例”借口下（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9卷，第39页。），悍然决定以武力驱逐青岛淘金工。
    一八六七年冬，海参崴殖民当局奉命派遣“阿留申人”号兵舰，满载武装水兵，开往青岛驱逐淘金工。在沙俄兵舰的突然袭击下，淘金工被迫隐蔽、转移。沙俄水兵将金砂抢劫一空，扬长而去。
    新仇加旧恨，怒火满胸膛。淘金工积极筹备武器，决心痛击侵略者。不久，数百名淘金工“携带刀剑”、“火绳铳百挺”，“复来采掘”，（注：《可萨克东方侵略史》，上海作新社1902年版，第66页。）誓与来犯者决一死战。
    海参崴殖民当局闻讯后，于一八六八年五月一日，派遣海军大尉埃托林率领水兵，仍乘“阿留申人”号，再次开往青岛进行驱逐（注： 参见《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239页。）。淘金工见敌舰远远而来，迅速拿起武器，埋伏在海岸附近的森林里，严阵以待。
    “阿留申人”号驶至青岛附近抛锚。水兵改乘短艇强行登陆。敌人刚刚爬上岸，“伏兵忽起，百铳齐发”（注：《可萨克东方侵略史》，第66页。），数百名淘金工一齐冲杀出来。俄军顿时乱作一团，成了瓮中之鳖，当时打死打伤过半。水兵急忙向“阿留申人”号呼救。敌舰发炮援救，并从海参崴等地调来数艘兵船，封锁青岛，“昼则围攻，夜则退伏”（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6页。）。淘金工顽强战斗，终因众寡悬殊，被迫乘夜突围，转移到苏城一带。
    苏城位于乌苏里大陆南部，因当地盛产油料作物苏子，故取名苏城。“苏城一带，地方辽阔”（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8卷，第4页。），仅苏城一沟，就“长七百余里，宽百数十里不等”（注：《西伯利东偏纪要》，第36——37页。）山沟内“素有刨夫潜居”（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8卷，第4页。“刨夫”，挖参人。），“各山沟口诸人，各有房屋，半带家室，皆以务农为先”（注：《西伯利东偏纪要》，第37页。），兼事其他营生。早在嘉庆年间，这一带就成立了民间组织——“采参营”（挖山参）。此外，还有“定碓营”（捕貂）、“木营”（伐木）、“菜营”（捡木耳，又叫黑菜营）、“棒槌营”（种秧参）。他们长年劳动在山沟和林中，因此称他们为“穿山沟的”或“林中人”（注：《鸡林旧闻录》，第42、64页。）。他们以沟为单位，每沟推选一个头目，叫“沟大爷”；数沟又公推一人，称“总大爷”（注：《西伯利东偏纪要》，第37页。）；各沟自立“沟规”，“条教甚明，众不敢犯”（注：姚元之：《竹叶亭杂记》，第3卷。）。因此，又称他们为“沟民”。
    苏城一带的“沟民”具有光荣的抗俄传统，“俄人甚畏此辈”（注：《西伯利东偏纪要》，第37页。）。早在沙俄大举入侵乌苏里地区时，“刨夫”徐得林曾向吉林将军表示，俄人“履勘地势，插立标杆”，肆意侵占我国领土，“是欲绝我生路”。他们“同仇敌忾”，“情甘出力”（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0卷，第11——12页。“腰牌”，即招集刨夫进山采参的“印照”。官参局每发“参票”一张，给“腰牌”四个（见《吉林外记》，第8卷）。），要求抗俄。当吉林将军发给“腰牌”后，徐得林与“揽头”张登瀛、张廷选、宋祥春，牟甲泰等，“无不感激奋兴”，纷纷招集“刨夫”。至一八六○年春，在小绥芬河、玛延河、苏城一带共设营一百五十余座，“约计不下万数人”。“星罗棋布”、“上下声援”，随时准备打击俄军，“保护山场”。（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0卷，第11——12页。“腰牌”，即招集刨夫进山采参的“印照”。官参局每发“参票”一张，给“腰牌”四个（见《吉林外记》，第8卷）。《清文宗实录》，卷307，第13页。所设各营，并非军队编制。按职业分，有采参营、黑菜营等。营有大小，大者几十人，数百人，小者数人。每营设有“执事”（“营头”）一至数人，“佣工”（“营夫”）若干人。有称字号的，如珲春所属参营，有“德庆号”、“福祥记”等；有以“营头”姓氏为名的，如“姜家营”，“曲家营”。各营自备武器，无事进行采捕，有事则以鸣铳为号，或以传牌为信，立可集合。（参见《珲春协领和付都统衙门档案》，光绪七年《为将珲春地方所属山场参营字号姓名数目分晰造册呈报将军付都统衙门查核由》。））苏城一带的“沟民”，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有一定的抗俄准备。因此，当青岛起义军到此地后，“苏城大沟黑菜营人等”，立即响应，使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五、六百人。起义军在千江等人的领导下，决定“复闯青岛”，乘时攻袭，（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6页。）夺回矿权。
    在向青岛进发前，起义军主动出击，向俄国军事哨所和村屯发动猛烈进攻，“将黄岛、石庙子、蛤蚂塘一带俄卡焚毁”（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6页。蛤蚂塘为绥芬河入海门户，扼海参崴陆路咽喉，俄名拉斯多那，或译作拉兹多里诺耶。），杀死守卡俄军，“烧毁俄人村三处（特伊姆里河的什科托沃、绥芬斯克、尼古拉斯克等三村）”（注：特伊姆里河，即济木河。什科托沃位于该河右岸离河口不远地的方。尼古拉斯克，即双城子。绥芬斯克位于离双城子十余里的绥芬河附近。）。对那些罪恶多端、顽梗不化者，“悉屠杀之”（注：《可萨克东方侵略史》，第67页。）。烧毁双城子后，起义军立即北上，向兴凯湖西南岸边的红土崖进发（注： 红土崖，即红土岩，是当时重要的军事据点。俄名卡缅——雷鲍洛夫。）。由于起义军的主动出击，打得殖民者威风扫地，“狼狈潜奔”（注：《外交报》，第66号，第15页，《俄略黑龙江近地沿革考》，1903年12月23日出版。）；当地人民欢欣鼓舞，纷纷“加入到自由采金者中”（注：霍罗多夫：《乌苏里边区》，彼得堡1908年版，第75页。），使起义队伍扩展到二、三千人（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7页。另据普尔热瓦尔斯基《乌苏里边区旅行记》一书记载，起义者达五、六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