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的活动尚有两层历史意义，须加以说明。在列强交逼、国家面临瓜分危机之际，清廷的回应却是日趋僵化，软弱无力。甲午战争在朝野掀起的清议激情，又渐归于平静，未能成为政治主流。军机处光绪戊戌《现月档》所载“王大臣年岁生日单”资料显示（注：光绪戊戌正月册，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廷的权力架构有明显的老化倾向。单上所开除一批满洲亲贵年纪较轻外，其余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尚书等枢廷大臣，以至总督、将军等疆吏，平均年龄超过60岁，慈禧太后本人也在甲午年庆祝过60大寿。他们的政治生涯，大多开始于咸丰、同治年间，到了光绪戊戌年，已饱历数十年来内忧外患的冲击，于政事上的表现，主要不出两端：消极的则尸位素餐，得过且过；稍积极的也不过勉力维持，但求大局不致全面崩溃而已。光绪要倚仗他们革新朝政，遇到的困难自是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无疑代表一股来自这个权力架构外缘的动力，不断试图开辟途径，直达位处架构中央、握有一定实权的光绪。百日维新期间的所谓“康党”，其实是当时北京一个最具活力的政治小群体，对戊戌新政起过正面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康的积极进取，又不是一个安于保守、苟且的政治环境所能容忍的。戊戌期间，康广仁对其胞兄有过这样的批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注：丁文江、赵丰田前揭书，第122页。）。康带有霸气的举动，有时不但对变法大局无补，还造成维新阵营内部的分裂，改《时务报》为官报就是一例。康为了早日取得《时务报》的控制权，与该报原经理汪康年发生龃龉，康迳自去电两江总督刘坤一，指责汪不合作，以致汪“私改（《时务报》）为《昌言报》，抗旨不交”的言语，意见于8月22日上谕，光绪还命黄遵宪路经上海时，“查明原委……毋任彼此各执意见”（注：《戊戌变法》第2册，第59页。）。当时袒护汪康年者即有康“挟天子以令钱塘一布衣”的讥评，而“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因康、汪争执越益显著（注：《戊戌变法》第1册，第367页。）。康的活动又间或超越常轨，为敌对势力增添攻击的借口。康替言官草拟奏章，即被视为结党营私、干预朝政的“勾结”行为。这个阴谋理论遂成为文悌、许应{K3H104.jpg}参劾康，后来御史杨崇伊直接吁请慈禧太后重行训政的主导思想。杨的密折更将康有为、文廷式、孙文相提并论，语意模棱，旨在罗织罪名，成为触发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页；关于杨折与戊戌政变发生的关系，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康有为和百日维新确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关系不表现于他身膺高位，统筹变法，也没有确凿证明说明光绪曾大用他，但康的言论和活动，对戊戌新政的进程及其最后以政变爆发中止的结局，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三
    长期以来，康有为中心说认为，康既秉政百日，地位显赫，所以政变后受外人保护脱险，随后游历各国，备受重视，也是理所当然的。实情倒不能依这样的逻辑推论出来。康从来不是什么清廷要员，所以政变前外国驻华使节对他所知有限或根本不认识，唯一可能的例外是日本的外交人员。甲午战后，一些日本朝野人士希望和清政府及中国有识之士联手，以达成“兴亚”的目的。康、梁欣慕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也有相应联日的倾向。1897年秋冬间，康、梁在上海成立大同译书局，计划译事以“东文为主”。约在同一时期，日本横滨华侨筹建学校，康有为除推荐门人徐勤出任校长外，还替学校取名“大同”，并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相赠（注：关于筹办大同译书局和大同学校等活动，见丁文江、赵丰田前揭书，第71-73页。）。政变前，日本在华使节知有康、梁，对他们的活动有所认识，倒是很可能的。所以政变发生后，梁启超立即前往北京日本公使馆求助，后来康、梁均逃亡日本，寻求庇护，这都显示康、梁和日本人士曾建立起某种联系。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都有异于日本，其驻华代表对中国人物的认识，恐怕还没有落到北京重臣和地方要员及其僚属以外包括康、梁的层面。政变后英人助康逃脱，主要由当时情势促成，其中不无偶然成分，下面加以说明。
    1898年9月20日，康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上海。康此行，可以说是出于无奈。3日前（17日），光绪再次明令康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局，并对康迟迟未去表示“实堪诧异”（注：《戊戌变法》第2册，第97页。）。上谕语调坚决，除非北京政局短期内发生变化，为擢用康制造有利条件，否则康实在没有选择余地，唯有遵旨离京。翌日（18日），“康党”即由谭嗣同出面，夜访袁世凯，商讨部署军事行动的所谓“戊戌密谋”。密谋的具体内容，究竟是袁于光绪到天津阅兵时执杀直隶总督荣禄，以消弭旧党废立光绪的威胁，还是由袁率兵入京包围颐和园，直接劫制慈禧太后？两种说法都有疑点，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又各执一词，孰是孰非，殊难取决。日后康、梁矢口否认有围颐和园的阴谋，论者或认为这是政变后康、梁为求开脱罪名作出的矫饰之词，不足为凭。其实，政变后康有为在海外攻击慈禧，对她的品格、行为竭力诋毁（注：见ＦＯ233／122所收康从香港寄给英方的“照会”和信件。），组织“保皇”活动又处处以铲除慈禧、扶助光绪复位为大前提。所谓戊戌兵围颐和园的意图，与他流亡中的政治趋向若合符契，若真有其事，又何必隐讳？近年发现毕永年著《诡谋直纪》，似乎又为康、梁戊戌对慈禧不利的密谋提供了“确切可靠的证据”（注：见《近代史资料》第63期；对毕文的一些疑问，见拙文"Communications to the Editor",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2:404（1993）。）。但细读毕文，一些重要问题尚有疑问，如对政变前毕永年在康党的地位及其参与机密的程度，其称袁、谭秘密会晤时康有为也在场的真确性，其撰写《诡谋直纪》及将之交给日本外交人员的动机等等，因此似不宜轻易全面置信，不能认为据此则围颐和园一案已有定谳。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梁、袁记载倒是一致的，即谭嗣同、袁世凯见面没有作出即时行动的决定。武力干政既然无望，康只好离开北京，9月21日在天津搭上太古公司开往上海的轮船“重庆号”。同日，慈禧训政的上谕在京颁下，政变正式开始。
    康有为对政变本来一无所知，船过烟台时，他尚有闲情上岸购买梨和石子（注：见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62页。）。当船抵吴淞口外为英人拦截时，他才知道北京政局已起变化，清廷正在通缉他。英人为什么要插手援救康？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事后向庆亲王奕劻表示，康未成为通缉犯前，他从没有听过康的名字（注：FO 233/44,"Record Book"（June 1897 to November 1899），P.185.），一些在华英人如传教士李提摩太遂拿这话作把柄，批评窦纳乐对清廷事务的隔阂，因为像康这样突出的维新领袖，窦纳乐只要稍为留意，是没理由不认识的（注：Forty-five Years in China,New York,Frederick A.Stokes Co.,1916,p.266.）。窦纳乐后来向英外交部解释称，康有为在英人庇护下逃脱，他对奕ｋｕāｎｇ＠②说的话，是不想清廷误会英国早有预谋的干涉中国内政（注：FO 17/1336,No,207,October 13,1898.）。窦纳乐对中国朝政虽然谈不上有深入的了解，但关于康有为，其实不必这样去辩解。1897-1898年，正值列强在华争夺权益趋于白热化阶段，窦纳乐作为英国驻华最高代表，又岂会漠视中国政情？尤其对可能影响英国利益的清廷高层人事的进退，更不会轻易放过。所以这时期他向英外交部的汇报中，经常提到清廷要员如翁同和、李鸿章、张荫桓等人的动态。康没有列身朝廷高位，又从未名正言顺地掌权，窦纳乐不认识他，是不足为奇的。将康从吴淞口截获转送香港的决定，原来就不是他的主意。其中情节，更不是清廷和负责将康捉拿归案的官员所能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