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综合上文，可得出下面几点结论。戊戌变法和这时期康有为的活动，早已成为研治中国近代史的热门课题，有关论著数量堪称可观，不同观点引起的争论也算热闹。但到目前为止，似还没有出现一套权威解释，可作为这段历史的定论。资料不全，康有为中心说又过于偏狭，常使考察活动受到限制。在研究过程中，特别是在资料阙如的情况下，有时难免要诉诸推想、假设，就问题的整体勾画出一个全面的轮廓，作为继续探索的指引。学人的责任是要说明问题的哪些部分可以确定，哪些部分需要存疑；有一分证据，作一分论断。明白现阶段研究的困难，研究工作才可望继续深化下去。
    戊戌政变的发生，在绝大意义上说是一桩不幸事件。维新事业受挫，中国自强大计一再推延。后世景仰的“六君子”未经审讯便仓促临刑，难免构成冤狱。光绪失权，饮恨瀛台达十年之久。慈禧顽固派的恶劣历史形象，经此一役，更难洗刷。唯独康有为可说是将这次不幸化为对己有利的条件，政变前多方活动都渴求不到的主导地位，此时在外人对中国朝政的实际朦胧的认识中得到了肯定，成为他流亡中的政治本钱，足以与革命派在海外争一日长短。在康来说，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康从逆境中找到生路，不能不说是拜清廷无意所赐，其中上海脱险是关键的一环。道台蔡钧急于将康拿获，不惜向外人编造出康进红丸毒死光绪的谣言；他的部属为求立功，领取悬红，在取得英方同意之前，贸然上船搜查，之后又守候“重庆号”开到，随时准备有所行动，在在都引起英人关注。璧利南不能轻率从事，为了避免搜船事件再次引起冲突，先行将康接至他船，无形中给予康政治庇护。在这个过程中，璧利南针对的是事，不是人，获救的是康，仅是一个偶然巧合的因素而已。假如当时蔡钧循外交途径低调处理，没有引起璧利南不必要的疑虑，则取得英方合作，将康捕获，不是没有可能的。康在吴淞口脱险，过程极富戏剧性，从这时开始，康不断对北京政局发表口头和文字的评论，对慈禧、刚毅、荣禄、李莲英等所谓旧党人物，更尽挖苦、攻讦的能事。康逍遥海外，清廷的反击力受到阻限。当时盛传清政府派人前往康所在地进行暗杀。这个尝试，反助长康的声势。例如，1899年康有为加拿大之行，英国殖民地大臣事先知会加国政府，保障康的安全，加国“西北骑警公署”（North West Mounted Police）便派出专人，陪同康一行人等在境内旅行、活动，随时保护（注：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Ottawa,RG18,Vol.170,File 339.99.）。后来康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也受到类似的待遇。暗杀的传闻越盛，外国政府越不能坐视，对康的安全越加留意，而康作为流亡政要的身分也越益显著。
    这个身分，与政变前康的地位并不相符。可以想见，康从吴淞口获救的一刻开始，便急于整理出一套有关中国政情的解释，用来说服英人，以换取他们的信任和继续庇护。虽然脱险前他不知道政变已经发生，但获救后却称离京经津赴沪，是因为奉有光绪出外求救的密诏。光绪曾否给康密诏，本身已成疑问，现见所谓林旭带出的密诏，其中有光绪勉励康、称将来与康“共建大业”的言语，一派江湖口吻，并非光绪原来的语气（注：认林旭曾传出光绪给康密诏，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419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443页；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42页。）。康又没有密诏原件出示，或谓康读过密诏后已按例缴回，可是既奉诏求救，一发千钧，又何必拘于成例，将最关紧要的凭据、护符也轻易放弃？所以康获救后，必须凭记忆窜改或索性假造光绪谕旨，以博取外人信任，自此保皇也成为他政治活动的纲领和向华侨募款的有力呼号。政变前后康的际遇明显不同，严格来说，康的政治生涯在政变后才真正找到出路，保皇事业是其大方向，是康可以游历列国、周旋于国家元首、政要中间的原因。在更深一层个人的意义上，也是康利用光绪名义显达海外之余，对“圣主”所能表示的最起码的感激。
    本文撰写期间，承加拿大国家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SSHRC）资助，又承Dr.Robert Worden惠寄资料，仅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