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陛下政府目前的打算，是立即封锁广州和白河或通往北京的水道以及可能认为方便的其他中途地方，还要夺取并占领舟山群岛的一个岛屿，或厦门城，或其他任何一个岛屿地方，它可以作为远征部队的一个集结地点和军事行动的根据地，而且以后作为英国贸易机构的牢固基础，因为我们对这样的某个地方想要保持永久占领。〔35〕在同年11月4日巴麦尊发出的密件函中，他再次告诉义律：
    女王陛下政府打算占有舟山群岛，直到中国政府对一切事情作出令人满意的解决为止。撤出舟山群岛的一个条件，很可能是给予英国臣民在那些岛屿上一块像澳门一样的殖民地，并且还要通过条约允许他们在中国东部沿海所有的或某些主要的口岸进行贸易。〔36〕巴麦尊的这一指令，实际上勾画了《江宁条约》的草图。接着，英国外交部在1840年2月20日就拟定了将要同中国订立的《条约草案》。 《草案》中第一款就是要求清朝政府允许英国人“在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等城（如果应当指定任何其他城镇，请加上它们）自由居住”，第三款中则是清朝政府“将位于中国海岸附近的□□等岛屿（叙述其位置、纬度、经度等），割让给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37〕。这个待定的空缺，不久就定为香港。由此也不难看出，英国人曾受到葡萄牙人在澳门有居留权的启发，为其从中国割取香港提供了先例。必须指出的是，在早先的澳门模式中，葡萄牙人并没有主权；而英国人却并不满足，他们还要获得香港的主权，这正是澳门模式与香港模式的本质差异。
    四、余论
    上述考察表明，明清时期葡萄牙人在澳门所享有的居留自治权和贸易权，曾对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一些在东方进行殖民侵略的西方国家都想以葡萄牙人居留在澳门的模式，期望从中国得到一块地方，以作为自己在中国进行贸易和侵略的据点。然而，这些无理的侵略要求，都被明清封建政府所拒绝；他们对中国沿海岛屿和港口的侵占，也一次次地被中国军民所击退。那么，明清封建政府既能允许葡萄牙人入据澳门，为什么却不愿继续施用这种怀柔精神来满足其他西方国家的要求呢？
    应该说，澳门模式的形成，是早期中西关系的产物。随着西方人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沿海地区，中国封建政府对于西方殖民者真实面目的认识也日益加深。如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间，曾有人针对英国人图占澳门一事，一针见血地指出：
    英吉利之凶狡，在西无人不知。前于小西洋假买卖为由，已曾图灭一大国曰蒙告尔（即印度莫卧尔帝国--引者）。初亦借一小地存驻，后渐人众船多，于嘉庆三年将此国吞噬。此系后藏临近之地，中国所能知也，其在他处以此而得计者，不止一方，若容此辈在迩，殊非久安之策。〔38〕正是出于这种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清朝政府曾一次次地拒绝了西方国家的在中国另建商站的要求。
    澳门作为明朝政府准许葡萄牙人栖息的一个贸易场所，在清代它又发展为西方各国商人在中国贸易的居留场所和广州的外港。每当广州贸易季节结束，西方各国商人都要迁移到澳门居住，以待下一个广州贸易季节的来到。因此，澳门在实际上已成为清朝政府设置的西方诸国在华侨民的“蕃坊”。所以，清朝政府对于西方国家另辟专门居留地的要求，总是以澳门为各国商人共居之地的理由而予以拒绝。正如乾隆帝在致英王第二道“敕谕”中所说的，“今欲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39〕。
    从本质上看，清朝政府之所以屡屡拒绝西方人提出的开辟新的贸易场所和居留地的要求，仍在于它所奉行的闭关政策。一些西方国家所提出的在闽浙沿海开辟新的贸易商站和基地的要求，都不利于清朝政府限制和防止外部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冲击。而将西方的来华贸易严格地限定在广州及澳门这样的华南一隅，其目的正在于最大程度的阻断外国商人与中国社会内部的联系。站在这一角度看，澳门模式正是闭关时代中国封建统治者用以“怀柔”西方人的一个特区，它期望以此消除西方势力对其统治的冲击。
    然而，澳门模式非但未能消除西方势力的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反而引起其他西方国家的嫉妒和垂涎，使中西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前的百余年时间内，不得不把澳门的防务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来注意。历史表明：传统的“怀柔”手段和闭关政策并不能遏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华扩张。
    注释：
    〔1〕戴裔煊：《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 《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
    〔2〕郭裴：《广东通志》卷六九， 明万历三十年刻本（上海图书馆缩微胶卷）。
    〔3〕〔18〕杰塞斯（Montalto de Jesus）：《历史上的澳门》（Historic Macao），牛津大学出版社1902年版，第34、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