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湖南新政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
    湖南变法在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陈三立等维新派主持下，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使湖南成了当时全国最富于朝气的一省，“外人至引日本萨摩长门诸藩以相比。”〔15〕其中南学会、时务学堂培养了不少维新志士，“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举。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16〕为日后的“自立军”起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不少人才。
    由谭嗣同、唐才常到李炳寰、蔡锷、黄兴，由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到民主革命，湖南都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站在时代的前头。引导着历史的潮流。这些与维新派在湖南厉行新政时进行思想启蒙运动、传播民主民权学说是分不开的。至于黄遵宪一手创办的保卫局，为新政的实施作了组织上的强有力的保证，更重要的是，黄遵宪在陈宝箴“地方自治”理念基础上提出的一套变革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理论，作为湖南变法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使新政的各项改革措施得以切实有效地实行。其中很多有关改革封建官僚制度和革除封建郡县专制积弊的方案与条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左舜生在评价黄遵宪在维新运动特别是湖南变法中的贡献时说：“康梁等的维新思想乃得之书本同时也凭借他们自己的想象。黄之痛感中国有改革的必要，乃是得自在外国实地的考察与研究……他在湖南参与新政……热心于提倡教育，如参加时务学堂及南学会讲学之类。他特别注重地方自治，如倡设保卫局而以地方人士为主体之类：他又把改革司法看得十分重要，如改进裁判，整顿监狱，删除淫刑之类，这些都可看出他比较康梁切实而且能抓住要点。”〔17〕左氏的评价是中肯的，符合当年的历史实际。
    陈、黄主导的湖南新政，对康有为随后在北京领导的“百日维新”变法运动亦有过积极的影响。戊戌年三四月间，康有为在陆续进呈光绪的《日本变政考》中，改变了他一贯以来主张开议院选议郎议政的观点，不赞成急于开议院而力主开制度局，他认为变法应“有纲领、有次第”，目前中国“民智未开，蚩蚩百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如开国会，恐“尚非其时”。〔18〕因此把开制度局突出到作为变法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他指出：“制度局撰叙仪制官职诸规则，专立此局，更新乃有头脑。”〔19〕康将制度局视为在变法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总枢纽，其余“百司皆为手足，但为行法之官”。如失去这种主导作用，“则百司散乱，手妄持而足妄动”。因此，开制度局实为变法“存亡强弱第一关键”。〔20〕
    康有为当着变法运动逐步深入、面临的问题愈益复杂的情况下，暂时避开议院问题，力主开制度局以为变法之总纲，切实地从事掌握政权、除旧布新的改革活动，这与黄遵宪在湖南变法中提出缓开地方议院，创办保卫局以作为推行新政的权力机构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这表明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已由抽象转变为具体。我认为，康思想上发生的这种转变，与陈、黄等维新派在湖南新政中的成功经验的影响大有关系。因此。湖南新政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肯定。
    三、陈、黄与戊戌政变之关系
    关于陈宝箴与戊戌政变的关系，寅恪先生在《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一文中，已有大量翔实可靠的史料引证和说明，然其中亦有意犹未尽者，笔者尝试取相近之事实材料，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考订解释，借端申论，举其荦荦大者诠述如下。
    （1）与康有为的关系。陈宝箴与康有为虽云变法同道，然两者之革新思想实为不同之源流。戊戌四月，光绪诏定国是，召见康有为、张元济，准备起用康，然其时对康、梁毁誉不一。宝箴为此上《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摺》。从摺中内容来看，宝箴对康有为之变法言论和行径不乏赞赏呵护之词。非议者乃为《孔子改制考》一书，盖康氏此书在当日朝野上下引起激烈的争议，顽固派攻击它“煖乱圣言，参杂邪说”！〔21〕维新派如翁同稣则斥康书为“说经家一野狐也。”〔22〕孙家鼐将该书定为“悖书”之列，称其“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23〕因此，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由于引起很大的争议，其“思想的负面影响似远超过正面影响”。〔24〕为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把变法运动继续引向深入，陈宝箴建议将该书毁版严禁，以厘正学术。但宝箴又力劝光绪不要因言废人，并称赞康有为乃激昂慷慨，可担大任的谔谔之士。可见宝箴与康有为之变法思想虽不同源流，然维新自强之目的却是一致的，可谓殊途同归。
    （2）保荐新进人才。宝箴除向光绪推举康有为才堪大用外，还于戊戌六月十八日上奏光绪“密保所知京外贤能各员摺”。该摺略云：“惟是国家当力图振兴之会，庶政方新，需才尤众。……谨将臣耳目所及京外各员，择其名位未显，而志行可称，才识殊众，为臣素所知信者，共得十有七员”，即陈宝琛、杨锐、黄英采、刘光第、杨枢、王秉恩、欧阳霖、恽祖祁、杜俞、徐家斡、柯逢时、薛华培、左孝同、徐绍垣、林启、有泰、凤全。〔25〕其中杨锐、刘光第入军机，与谭嗣同、林旭同为四章京。宝箴又虑四章京之初直军机，而“变法事至重，四章京虽有异才，要资望轻而视事易”。〔26〕于是“意欲通过荣禄、劝引那拉后亦赞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为那拉后所喜之张南皮入军机。”〔27〕试图将变法改革引向一条稳健平实之路。宝箴对维新大业之用心良苦，由此可知。此与康有为之欲从“离间人之母子下手者”（傅斯年语），似以又为不同之取径矣。